中国经济学家打喷嚏是常有的事情，春天容易感冒。
在十九届三中全会悄无声息召开的时候，2月25日下午2点，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举行。据报道，会议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主持，中国经济学界半壁江山——樊纲、李扬、楼继伟、钱颖一、吴敬琏、吴晓灵、夏斌、许善达、任志强等出席会议。中外媒体派出80多名记者到会采访。非常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团团坐，谁有话要说，就直接把写有自己姓名的桌签竖起来摆放。实际上就是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经济学大咖，大部分是经济务实派，对政府的批评多余赞美，他们打喷嚏，说明，确实这个春天要来点解毒丸。围绕今年年会的主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据说经济学大咖们发言犀利有料。
然而，我对他们的发言还是不持乐观态度，一部分是老生常谈，一部分发言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
似乎感觉这些曾经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已经疲惫了。
我们且看且分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谈到： 返回投资界后看到的全是风险。
“当前一个大问题就是金融风险，全社会缺乏风险意识是大问题，我现在返回投资界看到的全是风险”，“我也跟外资金融机构们进行对话，我们正在开放金融业，他们可以持股，可以进来，可以是很高的持股。比如50%，甚至是100%，人家不愿意进。人家看到的都是风险，中国人看到的都是机会”。最近金融业协会开始登记注册，发现有些GP管了好几十个基金，这在国际上是不允许的，但在我们这里成了常态。
我们看到： 3月2日,两会前夕,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远企在“银监会化解金融风险 引领银行业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银行业风险可控,运行稳健。但是,金融体系仍然处于风险易发高发期,风险隐患仍然不少。”
治乱象,补短板。
银监会主要从降低企业负债率、抑制居民杠杆率、压缩同业投资、规范交叉金融产品、整治违法违规业务、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清理规范金融控股公司、有序处置高风险机构、遏制房地产泡沫化以及配合地方政府整顿隐性债务等方面入手,有序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银监会要做的，正是他们说的短板。
楼继伟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最敢言的改革派人士之一，在中国当局撤换财政部长之际，世界上正在出现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担忧。
政府试图重新获得经济的平衡发展，希望通过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降低对过去的经济支柱，即制造业、出口和债务的依赖。但是，迄今为止，情况进展并不顺利。
中国经济在2016年头三个季度都分别获得了6.7%的增长，这是25年来的最低增长速度。
事实上，中国经济正不得不依赖上述陈旧经济支柱中的一些成分获得增长。
独立的亚洲市场研究机构“丝绸之路研究”(Silk Road Research)项目经理穆特瓦尼(Vinesh Motwani)说，楼继伟的去职造成了不确定性，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非常不透明的经济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
楼继伟在国际投资界是一个人们熟悉的面孔，而且受人尊重，他的去职会被看成是一个损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说：对国有和民营财团改革，否则将爆发危机。
货币政策主动宽松的结果，更多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而这个微观病灶就是僵尸企业，除此之外，财团企业也特别值得关注。
宏观货币政策有时候被动的宽松，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信贷资源，很多信贷资源被那些大的企业集团吸取走了。现在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财团化非常严重，几个大企业合并起来，成了国内500强，世界500强。很多民营企业搞金融、搞房地产，也成了财团，他们动不动就是上千亿，甚至是几千亿的贷款。但是他们的偿债能力怎么样？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样？这是非常差的。更要命的是透明度非常差，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暴露出这些问题，所以除了僵尸企业之外，财团化是非常严重的，下一步会成为重点。现在不单是民营企业，包括很多国有财团。国有财团可以做红色财团，很多民营的财团其实也是浅红色的财团，他们跟政府官员有很多的联系。他们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投资链条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不清晰，透明度很差。所以下一步简而言之，要对这些财团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们的透明度，强化他们的披露，这是最基本的。
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11月末，中国国有企业负债总额突破百万亿大关，达到100.08万亿元。过去10年，国企负债膨胀的速度，远超过其利润增长速度。过去10年，国企总负债增长了395%，而总利润仅仅增长了60%，这是什么概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别喊口号三中全会336项改革应一项一项查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6项改革，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吴老讲的经济案例，多少让人震惊，可以看出经济已经不是产业结构的问题，而是思想结构的问题，吴老说：我最近碰到好几件事，我在海南一个县调研，县委书记说他有很多苦恼，其中一个是，这个县是贫困县，有很好的热带气候，但是他没有好的农业品种。我觉得很奇怪，10年前我们就去过热带作物研究院，而现在这个县就是研究院所处的地区，当然现在研究院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都老了，一部分做农业教学的并到了海南大学，这件事情就使我感觉很震惊。还有一件，原来一个社科院的所长体检的时候要做胃镜。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做胃镜了，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胶囊胃镜是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外国有，以色列有，但是它不能定向，是随机的。我们武汉的一家企业，现在在上海，它的胶囊胃镜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没有盲区。但是查了半天查不出来在哪个医院有，最后问到了，说上海药监局已经批准4年多了，但是北京的医院没有用这个技术。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在北大医院问的，北大医院的人告诉我，是因为北京想让他低价，结果实验用的胶囊用完了就没有新的了。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例子还是小例子，整个市场的容量在全世界来说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经济倒退，有市场惯性问题，但持续的倒退一定是政策问题，而政策牵扯到的就是经济思维，甚至是政治思维。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留抵税款制度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有负面影响
营改增以后，全国政协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查组，关于营改增以后的深化税制改革的这样一个问题，许善达参加了。去年8月24日，政协开会对此次调查报告有一句特别重要的判断，认为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其中增值税需要进一步完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现在中国执行的一个留抵税款的制度。
我国从1994年开始，设计就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留抵，等以后有了销项再来对冲，实际上相当于政府负债。这个留抵税款制度，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是一个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悖论。这个政策在销项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对你的设备购进要征17%的预缴税款，对于厂房投资要征11%的预缴税款，这个预缴税款的比重相当大。所以现在很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在投资中间已经呼吁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国家已经做了决策，像大飞机、航空发动机，这两个公司已经决定实行退税制度。因为如果他们要不退税的话，这两个国有企业投资规模那么大，还要征那么多的预缴税，这个是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的。
实际上留抵税款的总额现在没有宣布，但上万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上万亿实际上是政府负债，而这个政府负债在我们的政府负债里面并没有统计，所以实际上政府的杠杆率，包括了上万亿的留底税款。营改增以后，不动产、建筑业都进入增值税，进入进项，所以留底税款增加的速度高于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现在每年的增值税征收总额里面，存量的留底税款占的比重已经不小了，而且增长速度还很快。所以这个政府相当于我们每年征收的增值税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政府负债征出来的，是预缴税款。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及早解决的话，对未来的政府收支平衡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如果把这个问题要早点消化和解决，同时也会降低政府的杠杆率，这个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企业的发展也很重要。
营改增最大的问题还是进项无法核算，导致的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
我们要遇见到大势来临。
未来20年间，中国城市将增加四亿人口，超过美国的总人口，其中会有超过2.4亿的移民，中国城市形成两位数的特大都市圈城市群。到2025年，中国将有221个城市超过一百万人(全欧洲只有35个)，400亿平方米土地将会开发建造，将会建造超过50000个摩天大楼，中国的城市化的巨型规模将开启大量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
这个大势是什么呢？是中国越来越明晰的经济分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向高收益领域集中，一段时间后，就会形成产能过剩，产生过度竞争，超额利润消失。此时，资源开始寻找新去处，这就产生了创新；有的比较迟钝，还停留在原处等着熬着，指望着什么时候“风水轮流到我家”。
这两种情况形成的分化趋势，是规律使然。
在可预见的未来，在经济分化中，强者恒强，弱者日弱。中国会不断冒出更有活力的地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但一些地区、行业和企业，也终将日趋没落。
这就是中国经济最真实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各家分析国内形势大都从经济角度，认识难免偏颇。实际国内已严重分化两个对立派别，一是走老路派，屡次试水计划经济，不注重经济，崇尚掠夺。二是走邪路派，坚持和欧美亚洲发展关系，注重改革，主张市场经济，但私有制得到加强，经济进一步托拉斯。目前还看不到第三条路在走。
唱衰中国经济的人很幼稚，即使抗日战争也有黄金十年，国家强盛不是GDP决定的，国家经济崩溃是另有概念，不要被偷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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