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总有另一个人，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地晃过来——那必是白先勇。又写了《谪仙记》的他。
过不久，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淡地交给了他，说是：“有一个怪怪的学生，在跟我学画，你看看她的文字。”这经过，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
我的文章，上了《现代文学》。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著写作的那颗种子。
刊了文章，并没有去认白先勇，那时候，比邻却天涯，我不敢自动找他说话，告诉他，写那篇《惑》的人，就是黄昏里的我。
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去送，因为情怯，去时顾福生老师已经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终于面对面地打了一个招呼。正是最艰难的那一刹，他来了。
再来就是跳舞了，《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们说要开舞会，又加了一群画家们。白先勇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又因心里实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已近曲终人散，不知有谁在嚷：“跳舞不好玩，我们来打桥牌！”
我默立在一角，心里很慌张，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别，各自天涯，没有再见面。这一别，也是二十年了。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忆起来，说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绿的衣裙，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
他穿的是什么，他没有说。
那件衣服的颜色，正是一枚青涩的果子。而当年的白先勇，在我记忆中，却是那么的鲜明。
那时候的我，爱的是《红楼梦》里的黛玉，而今的我，爱看的却是现实、明亮、泼辣，一个真真实实现世里的王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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