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恩格斯曾经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西方的哲学体系里，不止近代，从希腊神话开始就一直在为这个问题而纠缠不清，从巴门尼德开始提出“存在”的概念，到后来柏拉图的理念论，而后又开始分成唯物和唯心两阵营，这所谓的学术名词定义也是后人为了方便区分而进行的标签化，所以也不必太去刻意区分这些标签的定义，也许提出概念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定义，他只是想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方法论，归根到底是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就开始追求一些跟比物质生存更高的精神需要，开始思考生命的本质，世界的存在和运行规律，探究世界本源以便去通过认识世界去获得一种“幸福”的感觉，正是这些与近期当下生活相距甚远的念头，才会是与AI（人工智能）的区别，不只是追求经济效益，人总是要考虑到幸福这个概念，这是一种内心的情绪感受，西方哲学有改造世界的初衷，进而哲学培育了科学，科学推动了一系列改造自然的工具，但是中国人传统的幸福感就是人伦关系的和谐（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人与自然也是“天人合一”，不是去刻意改造，正因初衷不同，在认识世界的思想上的差异就十分明显。

贝叶斯

尽管百余年来，中国也在工业化推动下，被不断地西化，生活习俗，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很大程度的趋向西方思维，特别年轻一代，但是根植在自己文化的自觉也是很难被忽略掉的，历史屈辱期过去了，自强后就会重拾自己的文化自信，这不是一种思想宣传就可以达到的效果，是人性自然的需求，我们所谓的迷信概念，不是简单认为传统的就是迷信，现代的就是真理，跟“神”“上帝”，信仰有关的就是迷信，现代的技术就是科学真理，可以说多维的世界，单一的思考，盲目的崇拜才是迷信，尽管科学出自西方哲学，哪怕西方著名的科学家曾经也是在信仰，神，理性，经验，认识等问题上互相矛盾，比如:西方哲学史，一个重要阶段是到经院哲学阶段就是在反复讨论，理性主义是该为上帝服务的，或者把信仰跟理性主要区分开来对待，只有极少数派别是把两者进行绝对的对立，像莱布尼茨这种数学家，也认为上帝决定了世界的规律，单子是世界最基本的组成，协调性的规律是上帝赋予的，数学家贝叶斯那著名的贝叶斯公式也是在尝试证明上帝存在的概率，而到“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也是持有绝对的怀疑精神，怀疑一切，甚至怀疑数学，即便他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可是依旧有很多的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这就是人，人是复杂综合体，接受这种矛盾，不是对抗而是接纳，宽容，更多的去细究，全面地理解，中国人常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偏听，执拗才是迷信的向导。

我思故我在

同时也因西方多以强调批判，怀疑精神，所以都是不断地去进行推倒，重建，改造，而中国因为强调融合，儒，佛，道，三家也可以三教合一，以鹅湖会议为例，程朱理学与陆九渊之争，也是共同承认儒家基本思想的大前提下，去争辩是“理”，还是“心”，后人用西方的概念分类为客观唯心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其实概念不重要，都是在用佛家的认识方法，去改造儒家的思想，去推进儒家的传承，所以中国人思维是传承基础去推新，即推陈出新，不是推倒重建地全盘否定，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诸多思维都以西方方法论为主要核心，即使在文化属性有诸多差异时，却不是思考根源的差异，去文化自觉式地借鉴，所谓现代管理，都在依靠绩效，指标，工具化，却不知我们底层幸福感，是五伦关系的伦理和谐，家国忠恕，父慈子孝，举案齐眉，情同手足，高山流水，把关系融洽的人道比所谓的“狼道”更符合实际，更能调动积极性，又比如，我们中国人本不太喜欢去剖析，我们更倾向于应用，经验总结，比如千年来，还有阴阳五行的算法，不管他是否完全正确地合乎理性的规律，但是应该有用，否则务实的中国人也就会直接丢弃了。

我们需要完整地去理解差异化，科学与否，正确与否都需在践行中调整，矛盾中去修正推进，科学不一定代表真理，信仰不都是迷信，东西都需要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上去借鉴，就像两个不同的人:目标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擅长不一样，却总是一个指标，比如赚钱多少，来强行按照孰输孰赢的态度去改变，一个暂时性指标领先的人，去指引一个指标落后的那个，那就是一种严重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