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医院。爷爷躺在病床上,我唤他,他只睁大眼看我,却不应。扎了盐水的右手在栏杆上抬了又放,不知是想做什么。
第三天似能应一声。
第五天晚上他被车载回家,应医生的意思,回家待死。那晚情况危急,所有人轮着喊他,爸爸躺在床里侧照顾他,姑父探着他的脉。我以为他不行了,和妹妹忍不住地默默流泪,却不放声哭。姑母说,不能哭。
第二天好转了。
第三天第四天他又吵又闹。
1月24日在嚷着要尿,却无意识地把尿袋摘了。
1月25日又把尿袋摘了。
1月26日虚弱。
1月27日中午闭着眼睛睡着,有鼾声,怎么叫都不醒。姑母和请来照顾的婆婆从他喉咙掏出许多痰。奶奶叫我叫爷爷三声,我十分不耐,也还是叫了。却不料到了晚上会十分感激奶奶的这个小要求。
2017年1月27日周五二十三点半(丙申年腊月三十)(晚上11点到12点是子时,算第一个时辰)爷爷走了。他睡在一楼和奶奶一起午睡的雕花大床上(小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在上面睡过)红色印了大牡丹的薄枕,粉红色的床单,粉红色的被。空调开着30摄氏度。床边搁着锈迹斑斑的蓝色大氧气瓶。他闭着眼,张大嘴,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了一样。他的手腕脉搏上搭着爸爸的手指,初时似有微弱脉搏。外面的烟火不停不停得响,透过床边的玻璃窗能看见天空里的烟花。我们彷徨着,压抑着,过了十二点,渐渐确定,他确是走了。他想来是个任性的人,不想干的时候就会撒手不干。他的皮肤那样光滑,尽管蜡黄色脸上有一些不显眼的黑斑、两颊透着些苍白。他的双眉短促,花白色里夹着些鲜少的黑,眉须十分长,像极了画中寿星的长须眉,分明是长寿之像。高高的额头上刻着规则的皱纹,大耳朵还压在枕上。他有着高挺的鹰钩鼻,子女中却没有人遗传到他。他的人中很长。他是个俊朗的人。只是常年抽烟,一口黄黑的牙齿令我感到害怕。爷爷八十五岁,静静躺在床上,仿佛睡着了一般,我似乎还能听到他的鼾声。
爷爷是幸运的。走前他已在嚷着吵着要走了,他说他累了。走之前家人、大多数亲戚都在,热热闹闹的,没有什么大遗憾。大年初一走,又多了一岁。我也是幸运的,我从北京回来了,在他走之前我能够看到他。
母亲和姑母不准我们哭,尤其是母亲。我追问她为什么,她只说对我们家不好,如何不好,她说她也不晓得,但我们地方习俗如此。大抵是大年初一哭不吉利。她还说,人未着白装前旁人对他哭,他(魂魄)就以为自己能出去了,便会赤裸着跑出去。因此,我们只能挨到出丧才能哭。
以后,年年除夕是忌日。
1月28日,正月初一。对外瞒住消息。
1月29日,初二。早六点,打扫、整理、做准备。上午来了一拨人,搭起帐篷,将架子等物搬来。他们为爷爷穿上白衣白裤、红色白底绣字的布鞋,一方形白绸盖上他的脸,左右手分别戴上一枚戒指。父亲、二姑夫和另一人将爷爷平抱起安放在用两把长凳架起的木板上,枕上黄色三角柱形枕,盖上红色蓝边长方形印花绸被,被上印有万古流芳等字。木板边搁着扫把。爷爷一被安置好,姑母和奶奶就猝然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呼喊着爷爷,我们也跟着哭,把这几天生生憋着、不敢想的眼泪发泄出来。我自出生以来已经历过四次丧事,去世的人皆不是我亲近的人。我感到自已依然不能理解死亡这两个字背后的深刻含义,以及死亡所附的悲切。而现在,四天前还睁着眼望自己的人却躺在木板上,穿着奇怪陌生的衣服,不声不息,似乎再也不会爬起,似乎永远离去。他的声音他的容貌他的喜怒哀乐我全部不能再感知。我再也不能听他唤我,再也不能见他抽烟,再也不能看他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情。这个陪伴我二十二年的人离我而去。我望着他的身体,眼皮眼角哭得火辣辣地疼,不能相信这个人要从我生命中消失。爷爷死了,我不伤心;爷爷永远离我而去,我悲恸惶然。
我们坐在爷爷身边,一有新的人来望他便呼喊他。丧事组一奶奶将装有佛经的佛袋放在爷爷身上。木板一头架起白布,布前有他的黑白相片,相片前的方桌上搁着茶果香烛,爸爸说给爷爷烧一包烟,因为爷爷生前爱吸烟。遂燃起一支香烟,待点完后再续。院子里支起帐篷,所有人在那用午饭。
我睡了一个午觉。醒来近午后三点。听见楼下唱戏的声音。那声音时而悲痛嚎哭,时而欢欣喜悦,时而哀哀戚戚。我在想,我们这个地方,竟是办丧事也要唱戏,却不知唱的是越剧还是黄梅戏。
下午四点半,乐队吹打起来,持续近十分钟。十分钟后复又响起。
1月30日,初三。早六点半起,穿丧服。爷爷裹在红布里,看不见任何身体部位。他被抬上车的时候,我想,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可能还会渐渐淡忘他,这个曾今那么亲切的人终被埋没在时间的长河、记忆的鸿沟里。七点四十发车,约八点半在殡仪馆长安厅进行简短的告别仪式。结束后,父亲感概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九点火化。交接到的大红袋里是一袋一袋的碎白骨。姑母捧着那袋白骨,日光下旁人为她撑着黑伞,走上车,开回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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