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作为日本的历史文化古都，八百多平方公里，却坐拥一千五百多座寺庙，两千多座神社。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是它最大的特色，只有了解它背后的这些故事，才能真正揭开京都的神秘面纱。《京都》这本书或许可以作为首选，语言稍显晦涩，却极具针对性，最好在读这本书之前已经对日本文化有些许认知，这样读起来才会有趣味盎然的效果。
京都因神泉苑而生。早期的京都人是贺茂氏和出云氏两大氏族的后裔（贺茂氏图腾八咫鸟，现熊野本宫大社的神纹），而这其中还有一段神婚佳话一直流传至今，两族和合，结姻亲之好，所生之女，玉衣日子在游泳时将捡到的丹涂矢插与床头，后孕一子，长大后外祖父贺茂建角身命造八寻屋，宴请众神，席间让其孙持酒与众认父，男孩儿举酒向天祭祀后便飞升了，外祖父命其可茂别雷命。而其父丹涂矢就是乙训郡神社的火雷神（天上的雷神）。每年5月15日举行葵祭，祭祀贺茂神，马挂铃、人蒙猪头驱驰，慰劳神灵，祈求天下丰年。祭祀仪式中的相扑和赛马活动具有占卜年景的意思，所以贺茂神具有农耕神的性格。
在日本第十五代应神天皇时期，自称秦始皇后代的中国人、朝鲜移民陆续踏入这片京都盆地，带去了先进的开垦和灌溉技术，天皇特赐首领秦酒公太秦之姓，秦氏在古代日本具有最高生产力，他们的到来也将此处推向了历史舞台。日本三十三代天皇推古天皇603年，首长秦河胜承圣德太子之命建造广隆寺，别名秦公寺，实际是秦氏家庙。目前，寺中供养的弥勒菩萨半跏思维像是掌握寺院财政的“大腕儿”。与此相同的法观寺，也是圣德太子发愿而建，时至今日只剩五重塔独立于京都市井间，和广隆寺的弥勒佛同为观光京都的象征。秦氏后于大宝元年701年供奉松尾神社，祭神大山咋命在江户时代起赢得了造酒神的信仰。711年秦氏创立稻荷神社，成为商业繁盛之神。
平安京，城中建造东、西寺，西寺因罗城门而走红，是王朝的凯旋门，罗城门遗址据说有鬼出没。东寺，有弘法大师的旧居---大师堂。记得小泉八云的那本《日本，一个解释的尝试》中有载，当年佛教进入日本，受到了日本本土神道教的抵制，后来因为真言宗宗祖弘法大师空海的宣扬，“神道崇高的诸神都是佛的化身”才幸免于难。此后每月21号在寺中会举行露天庙会，就像平面化的百货店，据说此处有时还能淘到国宝级的旧书。
平安初期的京都被政治暗影所笼罩，权力的集中，人口的增多，大兴土木等，造成各种灾害相继而来，人们认为这是非前世业缘而死的怨灵在作怪。其中最有名的属八大怨灵，分别是长屋王、藤原广嗣、淡路废帝、井上内亲王、废太子他户亲王、崇道天皇、伊豫亲王、菅原道真。要想驱散暗影，就必须在明亮的光线下疯狂的歌舞，于是创立了御灵会。起初属于民俗后来具有政治意味。八大怨灵的灵座，被叫作八所御灵。此后京都的祭祀多与御灵会联系在了一起。各种祭祀活动中规模最大的要属京都三大祭，葵祭、时代祭、祇园祭（祭神为牛头天王，为瘟神，不再是怨灵）。此外还有北野祭（祭神菅原道真，农耕文笔神、人格神）、上下御灵祭、每年4月10日的金宫神社的金宫祭（风流伞下举着红毛鬼，打着钲和鼓，载歌载舞，寓意驱走疫病）等等。
关于日本的寺院，作者以游客的身份按照游览的方式逐一叙述了各大寺院的背景和功能，细节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是其中讲到两点很有意思：像仁和寺、大觉寺等这些有名的寺院，历史上都曾成为日本天皇的御所，都属于门迹寺院。所谓门迹寺是指由皇族或者贵族担当主持，在国家享有重要地位的寺院。足以可见历史上佛教在日本曾经拥有过很高的地位。其次，京都无论从城市布局亦或是地区功能划分上，都显示出一种齐整美。这种美学不仅只在京都，纵观整个日本历史或许都有此等现象，从小泉八云的讲述以及本书的内容，目前归纳为两个主要原因：日本初期，由氏族到后来的权力集中后，在组成大集团的这些豪门氏族划分上就是按照地域和从事的职业冠名的，比如平群氏以及土师氏等等。同一个氏族或者同一职业的人群从古至今似乎都习惯于汇聚而落，彼此不会相隔太远。原因二，很大一部分也是受宗教的影响。无论是神道教还是佛教，都主张勤俭、干净，直到现在，从生活的细节看日本人在物品归纳、卫生间的洁净程度以及街道的美化能力上，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日本的宗教似乎很难和政治隔离开来讲。无论是神道还是佛教，都曾是统治者实现中央集权的工具，日本的政治一词本身就含有祭事的意思，而院政时代寺院和统治者御所同属一个屋檐之下，可见宗教对日本政治文化影响之深远程度不是一言能蔽之的。
纵观京都的历史也是一部火灾频发的灾难史。在一次次的火灾中，大量的遗迹被烧为灰烬。室町时代，京都的房屋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期的房屋建设上逐渐演变成夹道式龟甲形。并带有防火墙，各家独立，互不侵犯，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成了町众的信条。在房屋建造上还有一奇特的规矩，房屋面向道路的一面很窄，走进去却很深，俗称“鳗鱼的睡床”。在中世纪会根据房屋的正面宽窄来征收一种叫做地口钱的税，为了少缴税，家家户户的房屋面宽都做的很窄。说到屏风画的巅峰时代或许非桃山时代（丰臣秀吉时代）莫属。而在室町时代，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更多的瓷器被引入日本，茶道逐渐惠及大众，不再是贵族的专属。这功劳应属于茶道之祖村田珠光。这一时期似乎京都人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趣味，属于文化兴盛时期，无论在服饰的追求上亦或是花道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这一时期，随着应仁文明之乱（幕府与封建领主的斗争，开启了日本的战国时代，此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后经历了29年的废绝期的祇园会（活动在7月，持续一个月）也面临着再次复兴。此时的祇园会已经不再属于朝廷和幕府，而是町众的祭祀活动。他们认为神事是神社的活动，而山鉾巡行（同“矛”，鉾是祇园御灵会的根本）属于各町的活动。
在经历了日本战国时期，明智光秀打败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带领京都走上了复兴之路，一统天下，商业也在此期间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就同“伏见”一起幻化成梦，结束了盛极一时的“桃山时代”。在此之后，德川家康应时占有了丰臣秀吉打下的这片江山。所以战国三杰若论功绩和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排名第一的，当属丰臣秀吉。随着明治维新的到来，明治二年（1869年）京都全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宣布迁都东京。京都即将变成第二个奈良。但是京都在面对危机时的处理措施还是很出色的。对于受影响最大的西阵给与补贴，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走在了日本近现代化的最前端，西阵织、有禅染、清水烧都经历了技术革新，乡土产业和近现代化使京都免于步奈良之后尘。即便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京都没有发展成产业城市。但京都人后期的努力依然存有王者风范。他们不甘于屈服东京，却又在危机中一次次带领京都在文化和艺术领域再次走向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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