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当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杂志写的文字。
同为95岁的杨宪益、王世襄两位文化老人相继在2009年11月23日和28日辞世时，当时媒体总想用“最-后的……”的句式盖棺，却想不出用什么衔头。他们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生前的衔头也不少，却无从概括他们的风骨。
前些年钱仲联先生高龄辞世，被人称为中国精英文化传承中“世家”模式的终结，个中滋味，让人气短。而杨宪益、王世襄也是世-家子弟（甚至是纨绔子弟），他们的逝去，代表上一个世代的精致生活文化乃至气质的消亡。
文/乔纳森、念远怀人
杨宪益的遗产
杨宪益家境豪-奢，父亲是中国银行业的巨头之一，小时候还穿过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他出生时，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白虎星入命，将来会经历种种挫折后成就大事业；但是白虎星凶恶，将来家里会死很多人。杨宪益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从此，白虎的隐喻就笼罩在杨宪益的一生之中，他的英文自传名为（《White Tiger》，中文版名为《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
杨宪益留学牛津回来之后，一直从事翻译，翻译家是他的首要身份。
杨宪益作为翻译家可谓译作等身。单从数量上看，他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若从质量上着眼，恐怕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杨宪益、戴乃迭二先生的中译英，译文是流畅的，意思的准确度也是较高的，文化上感到隔膜的地方很少；另一方面，客观地讲，他们的英译文在地道、优雅、贴近原文风格等方面还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在文字的处理上，随意性也比较大。
钱锺书曾在1948年发表过一篇“A Note to the Second Chapter of Mr Decadent ”（谈谈《老残游记》第二章），评的正是杨宪益先生的《老残游记》英译本。钱先生在文章中一面称杨译《老残游记》是am admirable translation（值得佩服的译本），另一方面又措辞严厉地指出，将“老残”译成Mr Decadent（直译：颓废先生）是错的，原话是：There is a definite suggestion of the mad, bad and sad fin de siecle about the English word "decadent" which would be here quite misleading（英语的decadent一词带有一种明确的疯狂、败坏、悲哀的世纪末意味，用在这里是很不对劲的）。即便是像该书英国版那样改为Mr Derelict（直译：被弃先生），也不准确。钱锺书先生解释说，《老残游记》中明确提过，“残”字借自一个和尚——懒残（杨宪益译为Lazy and Decadent），也就是《宋高僧传》里的明瓒和尚。而这个“残”，是残羹剩饭的“残”——明瓒“好食僧之残食，故残也”——跟“颓废”根本没有关系。杨宪益先生的《老残游记》译本上世纪80年代重新出版过，书名已经改为The Travels of Lao Can，直接用了音译。这跟钱锺书先生提的看法有无关系，不得而知。但传说中，杨宪益是笑过钱锺书英文不行的。
杨宪益是个中西兼通通才，在中西史地考证方面，杨先生有他一小份颇有意思的成果，这就是《零墨新笺》，也即后来的《译馀偶拾》。对这本著作该如何评价，恐怕学术背景不同、所受学术训练相异的人不容易达成共识。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是那种想象力忒丰富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陈寅恪先生也是想象力忒丰富的人），这种人善于联想，长于识别模态，能在貌似并无关联的事物中发现共性。不过，这种联想能力理应受到严格的科学方法的制约，否则就会流于狂想。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杨先生说中国的十四行诗出现得比意大利早两百多年，证据是李白有一首诗是十四行的，押韵方式也与意大利式十四行诗相近。至于李白的其它诗作如何、李白这首诗又以何种代表性以及何种语言呈现方式传到西方并被西方接受，杨先生就没有提了。张治先生评价说：“其考证多是涉及中西交通史方面，然实际只能算作是比较文学的思路，因为殊少中间环节的论证，谈不起“交通”二字……杨先生大多的考证还是靠不住的，盖以文学想象或今所谓的‘比较形象学’填补历史的空白处，这和苏雪林等一代熟悉泰西文学的才情很接近，可称作是玄想式的考证派……”其实，正统的历史学者的文章里也免不了玄想的成分，比如岑仲勉先生的。然而，一味凭细末的相似点进行中西勘同，而没有坚实的学术训练为基础，终究只能被人视为“玩票儿学问”而已。
古人讲的“三不朽”，按顺序，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今人评价人物，尤其是文苑人物，往往把它调了个个儿：重视“立言”，忽视“立功”、“立德”。我认为，这种价值取向，是颠倒且错误的。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的遗产，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的遗产，是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的感召意义。
杨宪益先生是个“公子哥儿”，是旧时代过来的纨绔子弟，但是他保留了纨绔子弟所可能有的最-优良的品质，比如不执着于名利、充分的自-由感和人格的独-立性。热衷于追求自己的乐趣是纨绔子弟的一大特征，不过，架鹰遛狗玩-女人是乐趣，钻研学问也是乐趣，同为乐趣，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却差得很远。杨宪益先生的潇洒达观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公子哥儿”生涯，而他独能将那些腐-败的沉滓洗去，这才是特别难得的。
中国的精神传统中有重要的一脉，乃是庄子这一脉，只是历来浮慕者众，力行者稀。杨宪益可说是个蒙庄之徒，尽管他自己未必以此自命。蒙庄之徒怎么样生活？就是游于世。不是游手好闲之游，而是不与世俗紧贴着，游离一点，同时，自-由一点，可以游来游去。杨宪益先生在建国后形迹未脱桎梏，甚至一度身陷囹圄，但他晚年得如无用之樗，真是萧散极了。这或许就是“立德”，让我们看到蒙庄之徒是怎么活的以及人应该怎么活。（乔纳森）
王世襄的绝学
王世襄的家族为官宦世家。高祖为翰林，任过两广总督、工部尚书；伯祖是状元；父亲则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语，担任过墨西哥公使，后来还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不过，王世襄的兴趣与母亲的家族却有些许重合，王世襄的母亲金章是画鱼名家，大舅金北楼为北方画坛领-袖，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崖则是竹刻家。
世上的博物学家似乎都有着一个好家世以及近乎放荡的少年时代。达尔文少年时沉迷昆虫收集和训狗打猎，他父亲训斥他：“你将成为家族的耻辱!”而王世襄追忆自己的少年时说：“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鹰逐兔，韛狗捉獾，皆乐之不疲……”
鸣虫要养在葫芦里，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王世襄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家里为他在周边购置了大宅，他在十几亩的院子里种上了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后来揣着蟋蟀葫芦上课，蟋蟀在堂上鸣叫，被名教授邓之诚（金石学家）逐出教室。
王世襄在燕大时也不只是玩，他研究生专业读的是中国画学，便有教育系学绘画的师妹袁荃猷来请教如何作画学的论文。王世襄先是辅导，后来干脆替她写了这篇论文。后来发现这袁荃猷真是个妙人，除了写字、画画、抚琴，就什么都不会了。比如摘菜，蒜还能剥，毕竟有个白仁；剥起洋葱来，就一剥到尽，问，怎么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王世襄只好替她做她不会的事，替她做饭，替她……就这样替了一辈子。
王世襄与妻子袁荃猷
说起做饭，那也是王世襄一辈子的爱好。少年时，王世襄就喜欢在厨房看做饭，而家里的厨师都是各地请来的名厨，在他们的指点下，王世襄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
真正的美食家是极重视菜的原料的。以前王世襄每天早晨守在朝阳市场门口，响铃就往里冲。第一拨买菜的人，往往是名厨，比如从前给班禅做饭的刘文辉。常买菜的人说出来都是行话，人家都以为王世襄也是大-师傅。冲进去后就占一个摊，让别人在别的摊上给他带点别的，因为再去就没了。别的师傅需要买的他也代买，到时候交换。后来“同行”们问他在哪里做？他说“故宫”（王世襄曾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别人立刻心生敬意，心想皇宫里的厨子，该是什么级别啊。
1952年 “三反五反”时，故宫博物院将王世襄停职，此后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这虽使他无从亲手摩挲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物，却也促成王世襄童心复萌，骑着自行车到处收集旧家具、竹刻、鸽哨，直到有一日，他家的芳嘉园中已经放不下他的收藏。
文-革风潮仆起，芳嘉园的房子被分配给更多人，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王世襄手巧，自己会将接榫复杂的古家具化整为零，拆散堆放。
到了80年代，人们又见已届古稀之年的王世襄天天将家具化零为整搬进搬出，送到专门的摄影处拍照。没人能理解王世襄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直到有一日，横空出世的鸿篇巨著《明式家具研究》出版。这本书出版才让世人知道有个王世襄，也改变了收藏界。马未都说，《明式家具研究》一出，明代家具才洛阳纸贵，价格陡升，海内外的人都来收藏了。
可是有一天，王世襄又把他的收藏散了。
2003年秋天，与王世襄相濡以沫近60载的夫人袁荃猷先他而去。悲痛不已的王世襄将夫妻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卖。
人们都说王世襄的学问是玩出来的。生活艺术仿佛只有在世-家子弟的把玩中，才能从实用价值之外精致起来。
经过王世襄之手得以正名的中国器物、传统游艺不可胜计，明清家具外，还有火绘葫芦、竹刻、漆器、鸽铃，乃至驯鹰、养狗、放鸽、养蝈蝈、斗蛐蛐，这些曾被认为偏门的民俗与艺术，都借由王世襄的系统整理分析，得以升堂入室，成为风俗文化史的奇峰突出之作。这些学问原本是活生生的生活，前人认为是“小道”，不予重视，到今-天竟无人得识了。
史学内有个民俗学的转向：以前只重视政治史，如今则极重视民俗学，可以还原更多的历史生活细节和当时的趣味。
本雅明说，新时代的富人，学会了旧贵-族的所有缺点，惟没有学到他们的品味和趣味。中国百年来，时代波谲浪急，多少器物和世象不会再重现了。旧时代的趣味，不仅成了“显学”，也成了“绝学”，而王世襄成了“泰斗”。
杨宪益曾赠诗给王世襄，有一句“蛐蛐蝈蝈虽细物，令人长忆旧京华”。其实他们都顽固地属于那个奇人、名士纵横的“旧京华”；著作和风骨所呈现的也是那个“旧京华”的烟云。（念远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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