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铜陵过年,没有了鞭炮声的“干扰”,初一的早上是睡到自然醒的。匆匆吃完了早餐,我开车带着一家人过了大桥,到老家去拜年。
大年夜可以在平静中度过,新年的气氛不应该平静中沉寂。儿时新年初一,父亲会领着穿上新衣新鞋的我们去长辈家拜年,这是村里人的习俗,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初一的,我也不能例外,下辈子、下下辈子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过了。社会在变,人也在变。
车进村庄见到的多是红色,每家门前的场地上,鞭炮的纸屑仍旧如血般鲜红,但没有留下一个小时候喜欢抢的没炸响的鞭炮,放空了的五十、一百响的礼炮盒立在门前像是在等着孩子们去燃放一样。当然看不到抢鞭炮的孩子了,他们的玩具能飞上天能在水上漂。抢鞭炮?老土。
村庄,以前过年的标志是喜庆的红春联,门庆,现在多了红灯笼,里面装上电灯,楼上楼下都有。在风中红红火火的摇晃着,透着喜气,扬眉吐气,还有种敢于炫耀的底气。
这是一种自信。
最早看到红灯笼应该是在儿时的年画中,在北京天安门的城楼上,在伟人的身后,灯笼里燃烧的应该还是红蜡烛。那时便觉得这红灯笼是富贵的象征。
有一种说法:清代雍正年间河北省有一个老汉,此人心灵手巧,酷爱民间工艺,有一套做灯笼的手艺,每到年节,他都要做几对鲜艳夺目的灯笼挂在自家的门前,为新春佳节增添了祥和、喜庆的气氛,每年都吸引众街坊邻居围观欣赏。有一年老汉做了几对灯笼到藁城集上来卖,恰巧被游集散心的县太爷看见了,便把所有灯笼都买下,挂在府邸整日观赏。灯笼做工别致,富丽堂皇,县太爷视为珍品,爱不释手。这年又到向皇上进贡日期,县太爷正苦思冥想送什么物品来取悦皇上,有人指点他送几对灯笼试试。县太爷虽有点舍不得,但为讨好皇上只得忍痛割爱。果然,皇上一眼看中,龙颜大悦,重赏藁城知县,并把灯笼定为贡品。后来皇宫内外到处挂上了这大红的屯头灯笼。人们把“贡”字换作“宫”字,就成了“宫灯“。
“宫灯”成了皇宫专用,与百姓断了缘份。
真正零距离接触红灯笼是我外出后,有了机会,也有了条件去过一些古镇、农庄。见到很多的红灯笼,红瓦白墙间,一排排的悬在屋檐下,亭台楼阁里,甚至香樟树枝上,但凡见多了便觉得是个装饰或叫点缀,像古镇卖的一些花花绿绿的饰件。
在我的乡村,挂上火红的灯笼也是近些年才有的事。在外打拼的人纷纷回乡再创业,服装厂,加工厂,大厂小厂便多了起来;还有祖祖辈辈都抠泥土团的村民成了养殖、种植大户,腰包渐渐鼓起来了,日子有了奔头,有了希望。
于是村庄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来,在黑夜里闪耀着光亮,在晨曦里辉映着朝霞,也会迎来一个又一个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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