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276年寿命的明王朝，虽然其文明繁荣程度不如汉唐，但也绝不至于乏善可陈。然而《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先生并未将明朝的辉煌展现给我们，而是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来给我们解读明史，寓意何在？不禁让人疑惑。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进攻英格兰，并于次年被英国海军击败，这场关系到英格兰生死存亡的一战，没有给西班牙带来沉重打击，却让英格兰得以残喘，为其日后称霸世界埋下伏笔。
在整个西欧军备竞赛如火如荼之时，中国却是一团和气。阳历三月二日，北京城内有传言万历皇帝要举行废弛已久的午朝大典，百官纷纷来到午门前，但并未看到有举行仪式的迹象，果然，过不多久，宦官传话并无此事。这件在京城中传的沸沸扬扬的事件，万历皇帝大可付之一笑了事，这次却一反常态，下令追查，最终以罚全部京官两月俸禄的结尾收场，让人哭笑不得。
明朝自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创以来，官员薪俸之低乃众所周知。官员常常入不敷出，罚俸两月实在不是小数目。对于在京重臣，有各地巡抚总督每年奉送礼金维持开销，可其他低级官员，难免会感到拮据，甚至不能贴补家用。
说来说去，这件事别说放到整个明史上，单单在1587年，也不见得是很严重的问题，为何要费如此篇幅叙述一件无关紧要之事呢？这就回到文章主题，也是本书的主题：作者企图通过一些细枝末节，来引出究竟是何物在控制着庞大的明帝国。
仔细研究这场闹剧，我们会发现，万历皇帝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就将过错归咎于所有在京官员，罚俸原因按现在观点看来荒唐可笑：不符合国家礼仪秩序，有损尊严，不利于统治。试想：作为帝国首脑的皇帝，怎么可以无视法律尊严，就依自己好恶做出判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历史大多数皇帝利用儒家的伦理秩序治国理政，伦理秩序也就是所谓礼，礼即法，法即礼。囿于时代，我们无法要求当时人们有明确的自由法治观念。即使爆发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标志性事件，人们依然有向往帝制的倾向（拿破仑复辟）。更不用提已有将近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即使突然改变体制，帝国内部也会随着强大的惯性沿原来制度滑行，直到动力全部消失，才能回到正轨。
根据黄仁宇先生的观点，这种强大的惯性即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道德。
中国古代没有法律概念，我们所见的那些律法大多是刑律。刘邦当年入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目的在于废除秦时多如牛毛的刑律。西汉建立，也没有形成完整法律体系。即使后世有的朝代各种条例律法名目繁多，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官的各级州县长官，凭借的依然是道德而非法律。所以我们无法批评万历皇帝和众地方官做法错误，只能说，这样做既非最好，也非最坏，而是最合时宜。
那么，道德这杆大旗掌握于谁的手中？毫无疑问，是庞大的文官群体。为什么不是皇帝？我们从这两个阶级利益可以看出，皇帝是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凭借一人之力不可能治理得当，必须依靠官员协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存在于理想中，文官群体才是帝国实际统治者。
唐宋以后，中央集权制大大加强，明初朱元璋假借胡惟庸案废除中书省，皇帝权力空前提升，但也暴露出弊端，由于缺少宰相制衡，皇帝正面与百官发生冲突，文管集团利益受损，这在当时最为致命，明朝宦官得以权倾朝野，实为皇帝制衡群臣的方式，所以与汉末唐末宦官可以废立皇帝不同，明朝皇帝想要整垮太监只需一纸文书即可。后来不得已实行内阁制度，内阁官员名为大学士，实为宰相，协助皇帝约束群臣。
明朝中后期，文官制度高度发达。群臣企图将皇帝牢牢禁锢在儒家伦理道德的旗帜下，因为文官中的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而考试的内容无一不是儒家经典，尤其明朝更是将朱熹所注四书五经作为所有学子教科书，考用内容均为朱子注。但问题又不在此，像前文所述，本朝官员薪俸之低不得已通过一些似合法似非法的手段获取利益，比如借各种名头的礼金，税收中的火耗均是如此。更不用提某些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皇帝看不过眼的是往往就是道貌岸然的臣僚一面高呼道德约束皇帝，一面却阳奉阴违，暗地里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比如前任内阁首辅，也是万历皇帝老师的张居正，在位时严格要求皇帝崇尚简朴，死后被抄家时，发现其生前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
历史上对张居正的评价大都是肯定其功绩，因为后世史学家认为，与私生活相比，在任期间对帝国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更为重要。说到底，评价一个政治家道德水平如何是荒谬不堪的。混迹官场数十载的张先生，对官场的规矩深谙其道，早已看透文管集团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想改变这一切，不希望庞大帝国仅仅依靠虚无的道德标准，将所有事情付诸于道德的掩盖下。他所建立的制度，实质就是建立以技术和法律为基础的管理体系代替道德标准。可是一个张居正并不能颠覆存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改革由于触犯绝大多数文官的利益，不仅变法宣告破产，自己死后也被清算，可以说身败名裂。
文官们企图用道德束缚着一切，然而对于极端的道德推崇者，他们也是竭力排挤，海瑞就是一个著名例子。因为他们所谓为官之道，实为有阴有阳，阳的一面是冠冕堂皇的道德规范，阴可以被称为“官场潜规则”一类的东西。如果一个官员只取一面，必然会破坏整个体系，海瑞就是只取阳面，将其无限放大，文官们的实际利益受到损害，所以海瑞也只被当做道德楷模供奉起来，很少被授予有实权的官职。也正是1587年，海瑞去世。他试图以扩大道德规范来拯救帝国的梦想落空了。
文章开头有提到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海战，那么明帝国此时的军事力量怎样？凑巧的是，抗倭英雄戚继光也在1587年逝世，这位名将晚景凄凉，几乎穷困潦倒，因为他和当朝宰辅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先生被清算，手下爪牙自然不可避免。但戚将军被罢官，实另有原因。
我们熟知的戚继光是率领戚家军打败倭寇的英雄，这一史实不可否认，但放在万历年间，戚继光更像是一个军阀，戚家军更多接近是他的私人武装，只是当时东南沿海倭乱形势严峻，不得不同意他自己招募军队。为了有效抗击倭寇，他首创鸳鸯阵，十人一小队，长短兵器互补，战斗力极大提升，给倭寇以沉重打击，不久便向明朝政府投降，海岸遂平。如果这一军事改革推广全军实行，无疑会对明军战斗力有极大提升，也不会造成几十年后萨尔浒战役的惨败，努尔哈赤的满清八旗由此发展壮大，对明朝的影响已成为前车之鉴。但是，即使将戚继光调到北方担任蓟辽总兵，他的某些具有实用性的创意也没有被实行，或者由于张居正的影响，也只能实施一部分。
其原因不言而喻。明朝的实际掌控者是文官集团，武将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是总兵，总兵之上的总督才是实际领导者。如果通过某一武将的军事设想，武官地位就会随之提升，文官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并且，文官们一直以来接受的儒家中庸思想，也决不允许将帝国变成穷兵黩武的国家。所以，特殊时期可以用特殊的方法变通，一旦回归正常，必须走向正轨，所谓正轨，即道德统治国家。
道德的力量逐渐使帝国走向末路。即使1587年并无大事件发生，但通过以上细枝末节，可以略窥出明帝国，或者整个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与此同时的西方已经开始大航海时代，而我们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实际上，与西方世界的差距也不是从明朝才拉开，这与东西方的地理位置、思想文化、政治宗教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作为以农业社会为主导的国家，自然不能与小国寡民的海洋国家相比较。接受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技术与法律管理体系的顺序，也必然有先有后。所以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遵循历史规律，做到瞻前顾后，或许才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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