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我因椎间盘突出而住进了北京天坛医院骨科七病室，在那里度过了难熬的十个日夜。住院的日子是痛苦的，寂寞的，却也是有幸的，有幸就在于结识了几个病友。
人世间，难得的关系有同乡，有同学，对于住过医院的患者而言，还可以加上一种关系，那就是病友。正如平凹先生言，在病房里，档案袋里只有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钩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利和背弃，有的只是共同的敌人—病痛。
住院期间，我和我的病友亲如家人：行走不便的，可以互相搀扶；输液时，可以互相提醒；因为不是传染病房，家属带来的食物，可以共享。更好的是，我们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谈国家，谈人生，谈自己的今生今世，谈各人的养生之道……
出院后，这些病友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于眼前，更有了一种把他们记下来的冲动，于是便有了以下的“病友志”。
病友都是有名有姓的，但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都是以“床”相称，三床，该吃药了！五床，再乱下床，就把你绑起哟！为此，我也就沿袭医护，以床称呼了。
首先说的是一床。一床，地地道道的北京农民，52岁，颈椎病。他这病生得凶险，手术也凶险，不是从后颈开刀，而是从前面开的刀。我住进去时，他已是处于康复期，脖子上围了一大圈，旁人也看不分明。整个室内，他最自由，不用整天整天的卧床，可以四处行走。
一床爱说，且语多惊人。一云，钱算什么？我上月还在通州买了三套房。二云，老婆算什么？你把她当菩萨供着就是。三云，医生的话算什么？叫你不喝酒你就不喝？叫你不大鱼大肉地吃，那活着还有什么劲？果然是财大气粗。
再说二床。二床，也是北京人，忠厚人一个。何言忠厚？这还得从他的身世说起。原来二床的祖籍在山西，祖辈是晋商中之翘楚。他们家的老房子还在，不过不归他们所有，而是由政府料理，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民国晚年，家道倾颓，几成破落户了。其祖父临终时给长子一把手枪，云，儿啊，逃生去吧！长子，即二床的伯父，携枪上山当了杆子。后经高人指点，投奔共产党的军队，转战新疆，官至师长。解放后，己然是高干了。二床的父亲，却没有那么幸运，民国时流落到北京，干上了伪宪警。彼时，到也风光。俟解放后，可就成了管制对象。二床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黑五类子女。其处境也是可以想象的了。由此，逆来顺受就养成了他的“忠厚”。因为没读什么书，就学开车。大车小车的士都开过，养家糊口就全靠手上的方向盘。
二床人厚道，且不乏对生活的乐观。整个病室，属他最健谈，北京的土地，南京的城隍，陈年旧事，街谈巷议，由他一口京腔娓娓道来，带来一室的欢乐，让我等病友一时之间忘却了身上那种种痛，大伙因此而戏称他为七病室的“去痛片”。
说二床厚道，却不知他这厚道人也有狡黠的一面。某日，医院纪检督察来病室调询。别人还琢磨着怎么说，二床就抢先说了。他说，医生如父，护士胜过娘，打针像挠痒，换药像猫舔。那督察笑问，就没有缺点？二床涎着脸回答，缺点？……有哇！说出来你莫笑呵！那天夜里，我正在做梦，好大一个肘子，香喷喷，油滋滋，啃得正有味。护士过来帮我盖被子，硬是活生生地把那个肘子弄飞了……事后，一床责怪二床只说好不说歹。二床呵呵一笑，你晓得个毬！果不其然，自那日后，管房的护士一改往日的严苛，一个个如坐春风，满面桃花。众人方知，二床用心苦矣。
二床为何来医院挨刀？说来也是不幸。他那一日骑摩托过马路，不慎撞跌到路边阴沟里，弄了个大腿粉碎性骨折。他夫人天天给他送吃食，倒也体贴，只是人太强势，又是碎米子嘴，旁人看不过，二床却是不嗔不怒，想必是习惯了。
相比之下，一床的夫人来得稀，说是要接送女儿上幼儿园。五十多岁的一床，还有女儿上幼儿园，怪不得要把女人当菩萨供着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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