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习第238篇《大雅 棫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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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238篇《大雅  棫朴》

原文阅读

芃芃棫朴，薪之槱之。

济济辟王，左右趣之。

济济辟王，左右奉璋。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淠彼泾舟，烝徒楫之。

周王于迈，六师及之。

倬彼云汉，为章于天。

周王寿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译文参考

        棫树朴树多茂盛，砍作木柴祭天神。周王气度美无伦，群臣簇拥左右跟。

        周王气度美无伦，左右群臣璋瓒捧。手捧璋瓒仪容壮，国士得体是贤俊。

      船行泾河波声碎，众人举桨齐划水。周王出发去远征，六军前进紧相随。

      宽广银河漫无边，光带灿烂贯高天。万寿无疆我周王，培养人材谋虑全。

      琢磨良材刻纹花，如金如玉品质佳。勤勉不已我周王，统治天下理国家。

字词注释

（1）芃（péng）芃：植物茂盛貌。

（2）棫（yù）朴：棫，白桵（ruǐ）；朴，枹（bāo）木，二者均为灌木名。

（3）槱（yǒu）：聚积木柴以备燃烧。

（4）济（jǐ）济：美好貌。或音qí，庄敬貌。

（5）辟（bì）王：君王。

（6）趣（qū）：趋向，归向。

（7）奉：通“捧”。

（8）璋：即“璋瓒”，祭祀时盛酒的玉器。

（9）峨峨：盛装壮美的样子。

（10）髦士：俊士，优秀之士。

（11）攸：所。宜：适合。

（12）淠（pì）：船行貌。泾：泾河。

（13）烝徒：众人。楫之：举桨划船。

（14）于迈：于征，出征。

（15）师：军队，二千五百人为一师。

（16）倬（zhuō）：广大。云汉：银河。

（17）章：文章，文彩。

（18）倏：长寿。

（19）遐：通“何”。作人：培育、造就人。

（20）追（duī）：通“雕”。追琢，即雕琢。

（21）相：内质，质地。

（22）勉勉：勤勉不已。

（23）纲纪：治理，管理。

诗歌赏析

        关于此诗的主旨，历代学者看法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毛诗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官人”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意谓善于选取人才并授以适当官职。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曰：“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谓‘文王能官人’，差些，盖袭《左传》释《卷耳》之说。”“作士”一语直接取自此诗的“遐不作人”。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朱熹《诗集传》：“作人，谓变化鼓舞之也。”概而言之，即为培育造就人才及鼓舞振作人心。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大异，小序着眼的是前三章，故得出“官人”的结论，姚氏着眼的是后二章，故得出“作士”的结论。“官人”也罢，“作士”也罢，都离不开周王的盛德。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除第二章外，其余四章均以兴为发端，这在《大雅》中是罕见的。

　　首章以“棫朴”起兴。毛传释曰：“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此是将棫朴喻贤人。而《诗集传》释曰：“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意为灌木茂盛，则为人所乐用，君王美好，则为人所乐从。此是将棫朴喻君王。毛传释兴，每每孤立地就兴论兴，所以兴与下文的关系往往显得牵强附会。朱熹释兴，总是将起兴句与被兴句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合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定义。就此章而言，朱熹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首章是总述，总述周王有德，众士所归。而士分文、武，故二、三篇又分而述之，以补足深化首章之意。

　　二章四句皆为赋。前两句“济济辟王，左右奉璋”承上两句“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而来，而又启出下两句：“奉璋峨峨，髦士攸宜。”“璋”有二解，一为“牙璋”，发兵所用；一为“璋瓒”，祭祀所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奉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据此，此章则与下章一样，均与武士有关。但马瑞辰注意了下章的“六师”而疏忽了此章的“髦士”。“髦士”在《诗经）中凡二见，另一为《小雅·甫田》中的“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的髦士肯定为文士（多以为是田畯，即农官），故此诗恐亦不例外。所以璋还是训“璋瓒”为好。

　　三章以“泾舟”起兴。朱熹《诗集传》以为舟中之人自觉划动船桨实喻六师之众自觉跟随周王出征，云：“言‘淠彼泾舟’，则舟中之人无不楫之。‘周王于迈’，则六师之众追而及之。盖众归其德，不令而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文王征伐，六师扈从，有似烝徒楫舟，则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见。”齐诗根据此章末两句“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而断定此诗是言文王伐崇之事，后人多有从之者。其实以诗证史可信，以史证诗难信，况且把诗中所言一一坐实并无多大意义，所以还是把此章看作泛言为好。

　　如果说前三章是以众望所归来烘托周王的话，那么后两章则转为直接的歌颂了。

　　四章以“云汉”起兴。郑笺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诸家多认为“云汉”乃喻周王。末句“遐不作人（何不培养人）”虽是问句，实则是肯定周王能培育人。严粲《诗缉》云：“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类似的用法还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末章的兴义较难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曰：“追之琢之，则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则所以美其质者至矣。勉勉我王，则所以纲纪乎四方者至矣。”他还在《诗传遗说》中补充道：“功夫细密处，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线索内牵著都动。”他答人问“勉勉即是纯一不已否？”又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二者合而言之，也就是说：精雕细刻到极致，是最美的外表，纯金碧玉到极致，是最好的质地，周王勤勉至极，有如雕琢的文彩和金玉的质地，是天下最好的管理者。如此释诗，似太迂曲，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前两句视作兴，他们认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其”指的就是周王，意谓周王既有美好的装饰，又有优秀的内质，而又勤勉不已，所以能治理好四方。

《棫朴》学习的反思探讨

《棫朴》为西周中期作品

        本诗写周王乘坐着大舟在泾水上行驶，并且有六师随行。周制，天子六军。此诗传统解释为文王伐崇出征时歌乐，不足为信。

        就篇章表现的内容而言，可据以推定年代的有两处，一是“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两句之所谓，一是“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两句之所示。“周王寿考”一句，表明诗中所写周王为老寿之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人们看到了年纪老迈的周天子仍能坐在大舟上统率六师，令人振奋。“作人”一语前人将其与“作育人才”相攀扯，甚是无谓。

        诗既然说“寿考”，西周各王最以年纪大出名的要属周穆王，《史记·周本纪》称穆王即位时“春秋已五十矣”。而且穆王好大喜功，特别喜欢游历，种种迹象表明是一个精力旺盛过人的君王。

        “追琢其章”两句为穆王时诗篇的证据，来自《左传》所记逸诗《祈招》。《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意思是成、成全，一本作刑）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逸周书》有《祭公解》一文，载祭公临终之际对穆王予以进谏，可证《左传》“作祈招诗”一说并非空穴来风。诗篇以“如玉”、“如金”赞穆王之“度”，正与《棫朴》“金玉其相”合若符契。

      同时也使人作这样的推想，西周中期时期的诗篇、铜器每每有“天子穆穆”、“穆穆皇皇”、“穆穆王”字眼出现，是否与周穆王的风度有关呢？此外，就诗篇语词而言，两次出现的“辟王”见于金文，为中期流行的现象；“寿考”的祝愿之词，其出现也不早于中期。又，“济济”一词又见于《大雅·文王》等；“追琢其章”的“追琢”，与《周颂·有客》“敦琢”实际为一个词语。这些都是说明《棫朴》为西周中期作品的证据。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伦理规范的理性萌芽

    《诗经》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不是因为这部古代诗歌总集反映了儒家伦理思想，而是因为它内在地孕育并催生了系统的儒家伦理思想，是早期先民从蒙昧过渡到理性的文字记录。

      《诗经》中所描述的内容反映了一个过渡历史阶段的社会特征，从中可以看到人类道德规范的转变，看到人类摆脱蒙昧建立伦理规范的理性萌芽，也可以了解人类早期的伦理生活状况。伦理思想也是人类的道德观点，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它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它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社会舆论等力量来发挥作用。

          在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从整体上对“天”“帝”的信念逐渐淡薄，而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人”的独特存在价值，特别是当人们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道德的力量可以改变现实环境，于西周初年萌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可以说是人类伦理规范的理性萌芽。他们认为夏、商的灭亡并不是上天要抛弃夏和商，而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出现了偏差，失去了上天的信任，咎由自取而灭国。

        这种观念是西周时期人们的理性主义的抬头，也是伦理思想的初步建构。周王朝沿用商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神权思想，将天帝改造为一个仁德的天帝，这个天帝选择能实现天帝仁德意旨的人来担任人间的王，在天命观和天人感应的哲学基础上包含了更丰富的内涵。天帝安排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天道规律，人必须顺应这个规律，甚至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影响天事，有条件地改变某些规律，它所贯穿的政治思想就是一个“德”字，强调对人民德治，政权才能长久。

          这些伦理价值观处处反映在《诗经》之中，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发现人的价值和伦理价值的一大进步，放在世界范围来看，当世界绝大多数民族还处于蒙昧时代时，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出伦理规范的理性萌芽。

        《诗经》里一系列有关祖先诞生的史诗都一再证明治国唯“仁”与“德”的重要性，是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人类祖先伦理规范的理性萌芽，中国文化自此沿着这个伦理道德的系统而发展延续至今。

      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总结了以往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经验，建立了一套规范的道德体系，不再把先王当成有支配作用的天神，而是看作值得效法的道德榜样。《诗经》中的内容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

      《诗经》中的大量诗篇倡导的都是关乎礼乐教化的写实内容，广泛涉及了婚姻家庭伦理、政治伦理，乃至生态伦理、人格伦理等诸多方面。从伦理范畴而言，可以概括为子孙之孝、兄弟之睦、婚姻之美、宗国之忠、天人之和、君子之道等许多礼仪与规范。由于周文化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源头，崇尚礼乐教化是它区别于夏商文化的根本特征，礼乐与德行的相辅相成从根本上奠定了周文化的伦理政教合一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源远流长的影响。

    《诗经》305篇是保存礼乐文化的最有价值的载体。从春秋到战国几百年间，人们并不仅仅把这305篇诗歌当作文艺作品来欣赏，也不仅仅看重它的艺术欣赏和感染作用（因为当时是一个文、史、哲不分的时代，并没有文学这个独立的门类，人们并没有文学概念），而是将之作为审美与道德的交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内容，在先秦文献中以各种表现形式相交融。

参考资料

《中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黄晖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诗经〉的创制历程》，李山，中华书局，202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