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之缘
2007年初秋，我从深圳直上北京，为了寻找文化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像是昨天的事情似的，可是十年忽攸过去了。
我一出北京西站，直奔魂牵梦萦的地方——北大与清华。北京最美的季节是秋季，丹红的枫叶在京城西北的角落里飘着。到了清华西门的时候已是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起初那种神圣的感觉，在走入清华校园后，没有了。我知道我要找的人他再也找不见了。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当一个人的信仰坍塌时，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北大的海子也是如此放弃了这个世界。《春天，十个海子》里，诗人已经跨越了绝望，接受了自己的死亡，甚至还以复活后的视角，来嘲笑当前的“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诗人写下这首诗12天后，太阳陨落，大海干涸，麦子枯萎。
清华值得怀念的只有梅贻奇四海揽才的佳话，国学院四大导师，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但他没有一纸文凭。一些学问全世界没几个人懂，但他懂。这此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傲骨凛然，刚正不阿，为世人敬佩。
北大就更值得说了，蔡元培先生不拘一格降人才，使学术繁荣，影响深远。
再说王国维写出了《人间词话》，这本著作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文学评论著作。这本书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当中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它在书中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百度百科。
同样在清华，还有朱自清写出了堪称至美的散文——《荷塘月色》，他用美丽的景象，含蓄又萎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而又不能的复杂情感。汪曾祺先生曾经有一回忆文章，说朱自清在清华时教过学生宋诗。我也有幸读到过朱先生的文言文章，功力颇深，可见他不只是散文写得好，古诗文、文言散文也厉害。这是那代人共同的特点，他们承接中古，又博通当下，中西学贯，所以那时才会产生一批大师。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能长久留下来的恐怕只有文章，也就是思想其它的都已灰飞烟灭。
相比清华，北大值得说的事情就更多了。站在蔡元培先生铜像前，我久久伫立，时人评价蔡先生是当世完人，无人有争议，可见一斑！同样在绍兴市的街头也有蔡元培先生的塑像，我在绍兴静静端详先生像，谦谦君子，儒雅中正，为教育事业力挽狂澜，成就了一批大师，也成就了北大。
然而如今的北大与蔡先生时期的北大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北大研究鲁迅的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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