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在《〈钟鼓楼〉的结构与叙事语言选择》一文中指出，他写作该小说的目的是：“企图向读者展示一幅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斑斓画卷，或者说，是企图显示当代北京的社会生态景观。”

当我们翻开小说时会发现，作者不刻意追求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而是像科学家或摄影师一样，严肃、求实，努力地探索出一种新的小说写作方式。

小说作者

一、写群像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歌》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

王琦瑶，是一个人物。但是，在上面这段话里却代表了一个群体：上海弄堂里待字闺中的女子。放眼到整篇小说中，作者写王琦瑶，更是为了写上海这个城市。

刘心武在《钟鼓楼》里对小说人物的态度与此类似。他不是为了塑造某个或某几个人物形象，他是借着这些人物，来展现北京市各种人群的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展示当代北京的社会生态群落”。

（一）贴近生活，不追求传奇性

在小说的正文之前，作者写了一个清朝时的传奇故事。银锭桥畔有个豆汁铺，铺主的女儿模样俊秀，却不幸被恶贝子强行抢至府中，一骑马少年出手相助，那恶贝子受到了惩罚，而豆汁铺主的女儿也回到了家中。

可这段文字之前，作者却在标题中写道：“这一段完全可以跳过去不读。不过读读也无妨。”原来，作者写作的重点是“钟鼓楼下那平凡琐屑”的一面，是离读者的生活很“近”的故事。

何为“远”？比如麦家的《人生海海》，小说里的上校，他经历的那些传奇故事虽然让人惊叹连连，不过确实是离生活比较“远”的。

《钟鼓楼》里的人物是贴近生活的。像薛大娘那样好面子的老太太、杏儿那样淳朴的农村姑娘、詹丽颖那样大大咧咧的女人、韩一潭那种兢兢业业的职工等等，都是我们生活中能见到的人物。

（二）以表现群体特点为目的

作者在行文中毫不掩饰，经常在描写人物的文字中穿插一些带有评论性和总结性的文字。比如他在叙述海老太太年轻时如何为了虚荣心虚构出一个英雄儿子之后，写道：“在北京的胡同杂院里，具有海老太太这种心态的人物，为数不算少。”

潘秀娅是薛大娘的二儿媳，她是照相馆里的营业员，作者通过对潘秀娅这个人物的塑造，揭示了几个问题。比如柜台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问题、青年人不善于深层次思考的问题等等。作者会直接用“对于潘秀娅这类的青年市民来说”“潘秀娅这样的姑娘”这样的文字，揭示这类群体的特点，丝毫不惧怕影响小说的艺术魅力。

这说明作者在写作之前，在艺术效果和现实意义中已经做了取舍。

（三）留存资料，反映问题，引发思考

虽然《钟鼓楼》是一部小说，但是其中有作者“文献式的叙述”，有说明文一样客观的文字，也有像调查报告一样刨根问底的探究。

作者在描写四合院里的人们是如何用自来水，如何防止水管上冻时，写道：“如果我们不把今天人们如何生活的真实细节告知他们，他们能够自然而然的知道吗？”小说设定的时间是1982年，作者说60年以前北京市民是如何买水吃的，现在已经很难通过文字资料来查到了。

所以，作者留存资料的意识非常强烈，他在小说中直白地写道：“现在我们走进了钟鼓楼附近这个四合院，我们实际上就是面对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然而在尽可能如实的反映中，我们也许能有所领悟，并且至少可以为明天的北京人多多少少留下一点不拘一格的斑驳资料。”

除了塑造人物以留存资料之外，作者也通过各种人物，揭露出很多的社会问题。比较明显是的写姚向东时，作者写作的重点是分析姚向东是如何从一个志向远大的“好”孩子，堕落为偷人贵重手表的小混混的。时代的急遽变幻，父母对孩子心理状况的忽视等等，逐渐让一个孩子迷失了方向。其实他偷手表，也不过是因为他弄脏了同学杨强强的羽绒服，而杨强强对他特别好，他就特想买一个好的物件还给他。

除了姚向东，还有很多启发读者思考的人物。比如慕樱，她为了自己两次抛夫弃子，还有住在东屋的小两口梁福民和郝玉兰，为了自来水和给小儿子操办婚事的薛大娘吵架，等等。看了小说中的各种人物的经历，会对我们的人生有所启发。

二、写了各行各业的人物

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就写了延津各行各业的人，上至省长县长，下至卖豆腐的、卖馒头的、买耗子药的，几乎写了个遍。

《钟鼓楼》也是这样的。以薛家为例。薛大娘的父亲是推火车的。薛师傅是仓库看守，他父亲是拉排子的，母亲为绢花行剪花瓣。大哥给人养马，二哥是乞丐头领。大儿子薛纪徽是公车司机，担任组长。大儿媳妇是做出纳的。二儿子薛纪跃是商场卖香皂牙膏的售货员，二儿媳是照相馆的营业员。二儿媳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曾卖过冰棍，大嫂是百货公司开“蹦蹦车”的驾驶员。

由此可见，作者不仅写了80年代常见的各种职业，还写了近百年内的各种职业，就连乞丐是如何行乞的，“软乞”分为几类，“硬乞”分为几类，都有清楚的叙述。

不仅如此，在作者笔下，同一个人物往往在一生中还经历了多次职业的变动，如薛大爷、海西宾、葛尊志等等，他们一生中的职业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有人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如修鞋的荀大爷；有人充满了进取心，想闯出一番事业，如荀磊；还有人走歪门邪道，如龙点睛。人们对本职工作的态度也是有差别的。

三、不仅写人物一生的故事，还写几代人的经历

如海老太太，那个恶贝子有个庶出的妹妹，就是海老太太的姥姥。海老太太的父亲祖上据说是满族正白旗中赫舍里氏一支。这个四合院曾是她娘家堂兄弟的房产。她丈夫是富家子弟，后来家业败落，在“荷花市场”做算命先生。海老太太做过中学宿舍的女传达，做过私立幼儿园的保育员，后来因为说谎被辞退，最后是在另一家托儿所退的休。

她从娘家最小的亲弟弟那里过继了一个孩子，叫海西宾。海西宾是园林工人，一开始是在公园做花工，因为说错了话，后来被调到管行道树的绿化大队去了，他的工作就是用皮管子给树木浇水。他爱好武术，拜了多个师傅学武。

如路喜纯，他是个善良上进的好青年，在小饭馆做帮厨，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厨艺。他的父母在旧社会从事的工作是很低贱的。父母去世后，路喜纯得知了父母那羞于启齿的职业，他不仅没有瞧不起他们，反而更加感激父母的恩情。

作者虽是写1982年的人物，但其实他把晚清到1982年百余年之间的几代人的经历都展现出来了。其中涉及的家庭数量较多，有薛家、荀家、路家、澹台家、张家、詹家、卢家、海家、韩家、姚家、潘家、郭家等等。百年间这些家庭发生的故事，几代人的经历，交织出一张立体的网络，不仅体现了作者写作的追求，更为我们展现了普通家庭在历史风云中的变迁。

四、作者对人物不置贬褒，不掌控人物的结局

小说里塑造了不少感人的正面人物。如路喜纯，当卢宝桑醉后欺侮他时，他为了维护办喜事的薛家人的脸面，独自跑到外面默默哭泣。如薛大娘的大儿媳孟昭英，婆婆当众责怪她，她却体谅婆婆的辛劳，不但没有恼怒，还宽慰婆婆。如荀大爷，他曾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军人，退休后摆摊修鞋，他在修好鞋后还会给客人的鞋擦好，在这么一份不起眼的工作中，他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价值。

有些人物，像詹丽颖、龙点睛、姚向东、慕樱等，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过，作者也不以评判好恶为目的，只是将人物的各种思想和行为描写出来，具体是对是错，想必读者心中自有答案。

比较有意思的是小说的结局。作者写了几十个人物，用了30万字，结果把人物全设置成了开放式的结局。结尾有一长段话，几乎涉及了小说的每个主要人物，以“薛纪跃和潘秀娅能否和谐相处、得到幸福”开头，接连用了几十个问句。

这让我想到了屈原的《天问》。不过，作者这么设置，也正是说明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不是创作一个动人的故事，而是尽可能冷静客观地呈现北京市民群体的一些特点。不需要有前因后果，重点是把握当下的情况。

五、有些人物之间关联小，“遇见”是这些人物发生联系的主要方式

作者说，在小说结构上，他采用的是“花瓣式”，或者可以说是“剥橘式”。

我的理解是，橘子由各自独立的橘子瓣组成，每个橘子瓣就像一组独立的故事，把所有橘子瓣组合到一起，又构成一个完整的橘子，也就是说所有小的故事组合起来又构成完整的小说故事。

影响到人物的塑造上，以荀家为例，荀大爷和荀大娘是夫妻关系，他们和荀磊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荀磊和女友冯婉姝是恋人关系。还有郭杏儿，她的父亲郭敦子和荀大爷是好友。由此可见，这些人物通过亲情、爱情、友情比较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而荀家和四合院的邻居又因为邻里之间的关系联系到了一起。

这些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在小说里一般发生在四合院里。有些人物关系，发生在四合院外，有的就比较“松散”，而人物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大多是靠“遇见”来实现的。

比如澹台智珠遇见慕樱，荀磊遇见张秀藻，李铠遇见卢宝桑等等。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在紧密与松散中透露出某种秩序与规律。这种秩序与规律，表面看是由“橘瓣式”的结构决定的，其实更是由现实决定的。只不过，“遇见”这种方式多了以后，似乎会给人以刻意的感觉。

以上就是关于《钟鼓楼》人物塑造方面的感想。其实描写人物只是作者的写作目的之一，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咱们下期继续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