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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8年6月1号,距离我过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
现在的孩子,到了初一还能享受最后一个六一,并且异常的隆重。而过往的我们,每年的六一小学里举办一场游园会,几个游戏下来换几张票,再用票去换点小零食,仅此而已。以至于到现在我对于我小学六年里的任何一个儿童节都没有印象。确实,小时候的我挺懒,游园会上大家忙碌地排队赢兑奖券,而我却躲在树荫下,看看漫画,糊糊涂涂地就过了半天。
有印象的第一个儿童节反倒是在幼儿园里。我家的旧相册里有一张相片,我涂着通红的胭脂和一个女孩在台上朗诵。这张相片让我回忆起那个六一,为了这个节目老师提前一个月给我俩排节目。六一那天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傻傻地忘词了,于是女孩哭了,我还在一旁傻傻地笑。
六一在我的记忆里并不好玩,因为我的童年的每一天好像都有乐趣。我喜欢日常里那些带给我快乐的小玩意,这些玩意现在城里的孩子怕是玩不到了,真是遗憾啊。我想我先把这些玩意写下来,再寻摸着能不能找回来,给我的学生,我的孩子玩一玩,那会多有趣。
陀螺
一尺皮条颈上缠,
撒开身去猛回旋。
儿童会得兜圈乐,
细打陀螺慢著鞭。
现在孩子玩的陀螺,集合了声光电等高科技,拿履带一拉,闪着光唱着歌转啊转。但是我觉得这样的陀螺不好玩,因为这样的陀螺“欠抽”。
我小时候玩的陀螺是木制的,我的第一个陀螺是舅舅给我做的,很精致。舅舅在厂里用车床把一小块橡木做成陀螺的模样,再细细打磨,底部装上一颗金属滚珠,一枚温润可爱的陀螺就做好了。
找来一根木棍,拴上一段棉线,紧紧绕住陀螺,右手往外一扬,左手顺势把陀螺送出,陀螺就开始旋转起来。但开始这点劲道并不能让陀螺转多久,要想陀螺持续转动,就必须不断地抽!
扬鞭、甩臂、抽击,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啪的一声,一股劲灌注到陀螺上,陀螺被抽得一蹦一跳,还欢快地嗡嗡笑。我读小学那会,男孩谁要没有一两个陀螺,课余都无法与大家交流。因为那时大家的交流方式很简单,就是斗陀螺。
一下课,学校里那片最平的水泥地成了“陀螺斗场”,男孩子们挥鞭如雨,女孩子们笑靥如花,大大小小的陀螺碰撞着、缠斗着,撕咬着。斗陀螺比的是陀螺的体量,大陀螺撞飞中陀螺,中陀螺撞飞小陀螺是正常现象,就如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样。那时班级里有个留级生,也是个小霸王,名叫吕齐无非。这个小霸王的爷爷和我爷爷是世交,吕爷爷给孙子起名时,因为祖籍在山东,所以在名里安了个齐字。又因为自己儿子教育得不好,惹是生非,不希望孙子也这样,所以齐字后又有了无非二字。谁知道事与愿违,孙子也不是省油的灯,闹得整个小学鸡飞狗跳。吕齐无非尽管很顽劣,斗起陀螺来却是一把好手,最主要的,他用的陀螺很不一般。他的陀螺是全校最大的,俯视直径有碗口那么粗,小学生两手抓着都围不满一周。抽这个陀螺一般的棉线不行,吕齐无非同学用的是废旧的单车轮内胎,内胎一侧绑了死结在空心铁棍上,甩起来呼呼作响。
这个陀螺一到斗场其他的孩子都闻风丧胆,巨型陀螺所到之处,其他的陀螺无不飞花走石,落荒而逃。也有几个大点的孩子,扬鞭奋击,让自己的陀螺带着最强的旋转冲向吕齐无非的巨型陀螺。在几个陀螺的围攻下,巨型陀螺屹立不倒,吕齐无非颇有大将风度地在一旁观赏。等到围攻的陀螺都如鸟兽散,吕齐无非呼的一鞭子,巨型陀螺又沉稳地旋转了。
过了一阵,斗陀螺的风气过去了,孩子们纷纷转移场地,放学后聚到校园外家属院的一个斜坡上,在那里玩陀螺。在这个场地上,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陀螺不是比相互碰撞了,而是比谁能最先把陀螺从坡底抽到坡顶。
比赛开始,一群孩子在坡底放开陀螺,然后猛地抽一鞭,陀螺往斜坡上窜,孩子也追着一通猛抽。最先登顶的往往是那些手脚灵活的孩子,他们的陀螺也如他们一般小巧灵活。
吕齐无非也被拉来参加这个比赛,悲催的是他带着它的巨型陀螺。其他孩子故意想看他出丑,抽自己陀螺时都温温柔柔。小陀螺在温柔的抽击下,缓缓地向上爬升。而吕齐无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猛抽自己的庞然大物,这只巨型陀螺仿佛一个后进生,老师怎么努力,就是升不上去。吕齐无非一撒手,傻大个就楞不楞登地滑下来,让吕齐无非气爆了。其他孩子憋着不敢笑,都憋出了内伤。
夕阳把斜坡染红了,孩子们都坐在坡顶,手里拿着自己的小陀螺。吕齐无非在众人地注视下锲而不舍地甩着鞭子,他发誓今天要把自己的陀螺抽上坡顶。他的全身都被汗浸湿了,起鞭落鞭之际,汗水飞溅。我们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不知谁喊了一声:“无非,算了!”
“算你妈!”
第二天,吕齐无非来学校,大臂上打着绷带——昨晚,大臂脱臼了。
画片
画片是用来拍的,北方叫做拍洋画。画片是硬卡纸做的,厚且有一定的韧性。画片上印的是水浒一百单八将、西游人物、葫芦娃等等。但在我记忆里,我小学四五年级时,拍的画片上印的都是变形金刚。如果你用其他的画片和我们拍,我们是不收的,就好像日元美元在中国不流通一样。
拍画片的方式很多,最常见的是拍画片的双方每人出两张画片,两张正面朝上,另外两张倒扣在这两张上。摆好之后,每人拍两掌,最先把四张画片都拍成反面朝上就赢了。
别小看这两掌,门道很多,高手往往两掌就可以解决战斗。第一掌要用“吸”,手掌中间凹下,手背拱起,急速地放下抽起,用掌心产生的吸力把上面覆盖着的两张画片吸起,同时期望下面正面朝上的两张画片也被吸反过来,具体效果就听天由命了。
往往第一掌吸过后,画片两张倒扣,两张朝上,这时选择就很多了。两张画片一左一右,就用掌法“中间开花”;两张画片一上一下,就用掌法“气贯长虹”;两张画片相去甚远,就用掌法“煽风点火”。一掌落下,两张画片同时翻转,不亦乐乎。
游戏之所以有乐趣,就是因为游戏的多变,拍画片就是如此。吸一掌后,也可能三张全朝上甚至四张全朝上。三张朝上,第二掌再把倒扣的画片吸开;四张朝上,就轻轻拍一掌意思一下,把难题留给对手。
交替之后,如何处理四张朝上的画片就成为一个课题。这时登场者往往选择先铺天盖地来上一掌,如果一掌下去拍翻三张,余下一张就好比高尔夫球最后推杆进洞,稳稳当当。如果拍翻两张或者一张,那又要面临抉择了。总之,通过拍画片,我明白的人生是如此多样的,而抉择又是如此的重要。
拍画片的那些日子里,我们都很喜欢穿衬衫。老师都很奇怪,又不是周一,为什么一个班的男生都穿着白衬衫。老师疑惑地询问,男生们都狡黠地笑了。我们穿衬衫不是耍帅,而是为了拍画片时能“借风”。
所谓“借风”,就是拍画片的时候把衬衫敞开,身体挺直,手臂英雄似地扬起,然后秋风扫落叶般挥下,掌力裹挟着衬衫的风力,往往能一下就把所有画片都拍翻。这一扬一落间,白色衬衫摇摆犹如白粉蝶挥翅,潇洒、浪漫、让人不由地怀念起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当年拍画片都是在学校附近家属院的楼道里,老旧的筒子楼阴暗。暮色四合,少年还在其中你来我往的拍着画片,楼上的阿姨忍不住探出头喊我们回家吃饭。我们笑着把画片用橡皮筋扎成一捆,屁颠屁颠地跑回家了。
如果那天赢的画片比较多,扎成厚厚一捆,在手上掂量,就会有满满的成就感。回到家,很虔诚地把一捆画片塞入床底的纸箱里。老妈吼着:“快点洗手吃饭,一定打肥皂洗得干干净净,拍了一下午画片,那手能看吗!”
确实,拍画面的那些日子,大家都练就了“铁砂掌”。手总是黑乎乎的,而且变得粗糙,有点像劳动人民的手了。床下的箱子也塞满了画片,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动过。
后来搬家,翻出这个箱子,老妈让收废报纸的来收走。称重时整整二十斤,两毛钱一斤,这些画片卖了四块钱。
看着这些画片被装入蛇皮袋,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画片上的擎天柱、大黄蜂、探长、千斤顶,我们何时才能再见。
铅印
玩过陀螺和画片的八零后想必不少,但玩过铅印的恐怕不多。也对,这东西本身就不是什么玩具,而且一种工具。
小学附近有一家印刷厂,那时的印刷厂还在使用传统的铅字印刷。这项技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因此我很小的就对活字印刷术有直观的认识,并熟悉其流程。印刷一页文字,无非就是先活字排版,然后上墨印压。
有印刷厂,自然少不了铅印。那时没什么环保标准,印刷厂用旧的铅印就随着其他垃圾一起丢弃在印刷厂旁边的土坡。
于是放学后,大家就冲到印刷厂旁边的土坡,拿着小木棍,翻找散落其中的铅印。
铅印有大有小,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如今使用的五号字。大的铅印很难得,找到一个三号字的铅印,可以高兴好久。大家每翻找出一个铅印,就看看上面刻的是什么字,遇到生僻字,大家就讨论一番。当时大家最想找的,是自己名字的铅印。我有个同学叫林艺,他很容易就找到了,而且还有不同的字号。我的姓李字很快找到了,而我的名鑫字却始终没找到,这让我非常落寞。
有一次,又翻找了很久,还是没找到鑫字。我垂头丧气地往家走,我最好的伙伴安慰我:“你的鑫字太复杂,怕铅印刻不下。”我一听,也释然了。
找到了铅印,好玩的是找来红色的印泥,沾上印泥在课本上印字。孩子们多是乱印,但一个有心的男孩找来一套三号字,在课本上端端正正地印上一首《春晓》。凝视着朱红的宋体字,第一次觉得汉字好美。
有一段时间,印刷厂旁的土坡上出现一批三号字铅印,上面的字扁扁的,和以往找到的铅字都不同。又是那个有心的男孩,专门收集这些扁字铅印,后来在课本上印上一首《静夜思》,但他独缺了一个“霜”字,为此他也遗憾了很久。有一天我翻开他的课本,赫然看见“霜”字印在上字之后,惊讶地问他:“你找到霜字了?”他温和地笑笑说:“没有,我用红笔写上的,隶书很难写,我练了很久。”
不知哪一天开始,印刷厂更新技术了,然后就再也没有铅印倒落出来。也不知道是谁把学生翻找铅印的事告诉了校长,校长高度重视,认为这危害到孩子的健康,全校收缴铅印。渐渐地,铅印从生活中消失了,只留下课本上那些淡薄的红字……
我的童年,我的玩意;
寻不到的是我的玩意,回不去的是我的童年。
猫哥 2018六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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