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等以上的教育，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的用处 就在教人见识经典的一番。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
——节选朱自清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二月，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典常谈·序》
朱自清在文中谈到的经典，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学。那我觉得可以按照他分出来的部类，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如下：
第一步，学“小学”——文字学：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晚周人做的《尔雅》，杨雄的《方言》。
相传最古的字数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失，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这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做了《仓颉篇》七章，赵高做了《爰历篇》六章，胡毋敬做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主，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
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
西汉时期还有些人做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我们要用认识商周文字，探源汉语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形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
第二，《周易》。
讲五行的经典，现在有《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河图”出八卦；“洛书”出五行。
八卦出于筮法后。
卜筮：
卜法用牛骨最多，用龟甲很少。商代农业刚起头，渔猎和兽牧，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那时牛骨头不缺少。到了周代，渐渐脱离游牧时代，进到农业社会了。牛骨头并没有那么容易得了。这时候却有了筮法，作为卜法的辅助。
筮法只用些蓍草，那是不难得的。蓍草是一种长寿草，古人觉得这草和老年人一样，阅历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来占吉凶。
八卦的基础便是一二三的数目。整画“一”是一，断画“--”是二，三画叠而成卦是三。这样配出八个封，便是乾、兑、离、震、艮、坎、巽、坤，八卦。两卦叠作一卦，八卦推演而成六十四卦，就是《周易》里的卦数。
《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战国末期变成儒家的经典。那时阴阳家、道家兴起，儒家在这两家学说的影响下，才研究起这部书来。并给《周易》的卦爻辞作了种种新解释，这些新解释并非在忠实的确切的解释卦爻辞，其实倒是借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这种新解释存下来的，便是所谓《易传》。
第三，《尚书》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尚书》西汉时发生“今古文之争”。说来话长，在此简略。
第四，《诗经》
略。
第五，三礼——《周礼》、《仪礼》、《礼记》
《大戴礼记》（戴德）三十八篇和《小戴礼记》（戴圣）四十九篇。后世所称《礼记》，多半专指《小戴礼记》。——这两部书里，《小戴礼记》容易些，后世诵习的人也比较多。
第六，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附《国语》）。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都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都不传了，传下来的只有一部《鲁春秋》，《春秋》成了他的专名，便是《春秋经》了，传说这部《春秋》是孔子做的，至少是他编的。
其实《春秋》只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不曾掺进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鲁国日食，有30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绝不是偶然的。不过书中残缺、零乱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
书起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公元前722至前481年），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书中记事按年月日，这叫做编年。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的第一部通史。
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二是劝惩。三壮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真实与否，倒在其次。“微言大义”，“笔则笔，削则削”——是也。
三传之中，公羊、谷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穀以解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厉害些。“咬文嚼字”，“穿凿附会”，“断章取义”。公羊、谷梁属于“今文派”，左氏属于“古文派”。《左传》成书的时代大概在战国，比《公》《毂》二传早些。
《左传》传说鲁国左丘明所著。另有一部分国记载的《国语》，汉代也认为是左丘明所作，称为《春秋外传》。
《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
第七，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从前私塾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没有不用的。那是先生不讲解，只要学生背诵，不断的背正文，还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囵吞枣的念，囫囵吞枣的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怎么说将来用的着？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科组举分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财。作好作歹，都先得弄个资格到手。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惟一的出路。每个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起的。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很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
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孟》里虽也可以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
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
《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
第八，《战国策》
春秋末年，晋分韩赵魏三国。田代姜齐。周天子堕威，天下大乱，诸侯纷争。这是封建制度崩坏的开始。随后七雄争霸，商鞅变法，秦国日强，合纵连横，纵横家出，韩非说难，法家用强。秦吞六国，天下一统。
《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是记载战国时期策士的言论。在刘向之前，汉初著名的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手。《汉书》本传里记载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曰《隽永》”，大约就是流向所根据的底本了。
这部书除文辞之盛外，所记的是上接春秋时代，下至楚汉兴起为止，共二百零二年（公元前403年~前202年），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谓战国时代，便指这里的二百零二年，而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
第九，《史记》《汉书》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个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鲁春秋》《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尚书》《国语》《战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不是记事的史。《春秋》和《左传》是记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间短，《左氏传》虽然够铺排的，而跟着《春秋》编年的系统，所记的事还不免散碎。《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从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二十四十里，《史记》《汉书》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正史”。《史记》《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胜的缘故。
《史记》，汉司马迁著。书成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绩，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候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按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
《汉书》汉班固著。
班家如何司马氏一样，也是一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差不多。但班固的籍，比司马迁好多了。他曾视班游，博学有才，成常时和刘向同校皇家藏书，成帝赐了他全套藏书的副本，《史记》也在其中。但是书籍流传很少，得来不易。班家得了这批赐书，真像大图书馆似的。他家又有钱，能够招待客人。后来有好些学者，老远跑来他家看书，杨雄是一个。班的次孙班彪既有书，看，又得接触许多学者，于是尽心儒术，成了一个史学家。《史记》以后，续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65篇《后传》。他详论《史记》的得失，大体确当不移。他的书似乎只有本纪和列传，世家是并列在列传里。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儿子班固的《汉书》是用它做底本的。
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于《汉书》。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班固作中护军，参与军机大事。这一回匈奴大败，逃得不知去向。窦宪在出塞至3000多里外的燕然山上刻石记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次年他回到京师，就做窦宪的秘书。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阴谋弑和帝，事败，自杀。他的党羽，成诛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种兢却饶不过他，逮他下狱，他已经61岁，受不了那种苦，便死在狱里。
班固死后，《汉书》的稿子很散乱。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学，嫁给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节行并为人所重。当时称为曹大家。这时候她奉诏整理哥哥的书，并有高材郎官十人，从她研究这部书——经学大师扶风马融，就在这十人里。书中的表和天文志那时还未完成，他和马融的哥哥马续参考皇家藏书，将这些篇写定，这也是奉诏办的。
《汉书》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记、表、志、传凡百篇，八十余万字，称为《汉书》。书名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汉书》无世家一体，有《艺文志》，其底本是刘颜的《七略》。
班、马忧劣论起于王充《论衡》。
第十，诸子
略。
第十一，辞赋
屈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远游》《招魂》
宋玉《九辩》
景差《大招》
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
刘向将这些东西编辑起来，成为《楚辞》一书。东汉王逸给作主，并加进自己的拟作，叫作《楚辞章句》。北宋洪兴祖又作《楚辞补注》；《章句》和《补注》合为《楚辞》标准的注本。
陆贾、贾谊
班固《两都赋》
张衡《二京赋》
左思《三都赋》
欧阳修《秋声赋》
苏轼《前后赤壁赋》
第十二，诗
汉武帝立乐府，采集代、赵、秦、楚的歌谣和乐谱，教李延年做协律都尉，负责整理那些歌辞和谱子，以备传习唱奏。这种种乐歌，后来称为“乐府诗”，简称就叫“乐府”。北宋太原郭茂倩收集汉乐府以下历代合乐的和不合乐的歌谣，以及模拟之制作，成为一书，题作《乐府诗集》。他所谓“乐府诗”，范围是很广的。就中汉乐府，沈约《宋书·乐志》特称为“古辞”。
汉乐府的声调和当时称为“雅乐”的三百篇不同，所采取的是新调子。这种新调子有两种：“楚声”和“新声”。屈原的辞可为楚声的代表。汉高祖是楚人，喜欢楚声。楚声比雅乐好听，一般人不用说，也是喜欢楚声的，楚声便成了风气。新声出于西域和北狄军歌，李延年多多采取这种调子唱奏歌谣，从此大行，楚声便让压下去了。楚声的句调比较雅乐参差的多，新声的更比楚声参差的多。可是楚声里也有整齐的五言，楚调曲里各篇更全然如此，像著名的《白头吟》《梁甫吟》《怨歌行》都是的。这就是五言诗的源头。
哀帝即位，却以为这些都是不正经的乐歌，他废了乐府，裁了多一半乐工——共441人——大概都是唱奏各地乐歌的。当时颇想恢复雅乐，但没人懂得，只好罢了。不过一般人还是爱好那些乐歌。这风气直到汉末不变。东汉时期，这些乐歌已经普遍化，文人仿作的渐多，其中也就有反作整齐的五言的，像班固《咏史》。但这种五言的拟作极少，而班固那一首也未成熟，钟嵘在《诗品序》里评为“质木无文”，是不错的。直到汉未，一般文体都走向整炼一路，试验这五言体的便多起来，而最高成就是《文选》所录的《古诗十九首》。
汉献帝建安年间，文学极盛。曹操和他儿子曹丕，曹植两兄弟是文坛主持人，而曹植更是个大诗家。这是乐府声调已多失传，他们却用乐府旧题，改作新词，曹丕、曹植兄弟，尤其努力在五言体上。他们一班人也做独立的五言诗。叙游宴，述恩荣，开后来应酬一派。但真正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的是魏代的阮籍，他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原籍是老庄和屈原的信徒，他作了《咏怀诗》80多首。由他扩大了诗的范围，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诗。
晋代诗渐渐还有排偶化、典故化。就中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也取法《楚辞》，借古人及神仙抒写自己的怀抱，为后世所宗。
跟着就流行了一派玄言诗，孙绰、许询是领袖。他们作诗，只是融化老、庄的文句，抽象说理，所以钟嵘说像“道德论”。这种是千篇一律，没有“我”。《兰亭集话》各人所作四言五言各一首，都是一个味儿，正是好例。但是这种影响下，却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大诗人。
陶渊明，田园派诗人。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
谢灵运，山水诗人。
齐武帝永明年间（公元483~493年），“声律说”大盛。四声的分别，平仄的性质，双声叠韵的作用，都有人指出，让诗人作家注意。从前只着重句末的韵，这时更着重句中的“和”。“和”何就是念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从此斯文，都力求协调，源于语言的自然。这时的诗，一面讲究用典，一面讲究声律，不免有侧重技巧的毛病。
到了梁简文帝又加新变，专咏艳情，称为“宫体”。诗的境界更狭窄了。这种形式与题材的新变，一直影响到唐初的诗。这时候七言的乐歌渐渐发展。汉、魏文士仿作的乐府，已经有七言的，但只零星偶见，后来舞曲里常有七言之作。到了宋代鲍照有《行路难》十八首，人生的感慨颇多，和舞曲描写声容的不一样，影响唐代李白、杜甫很大。但是梁以来七言的发展，却还跟着舞曲的路子。不跟着鲍照的路子，这些都是宫体的谐调。
唐代谐调发展，成立了律诗绝句，称为近体；不是谐调的诗，称为古体；又成立了古近体的七言诗。古体的五言诗也变了格调，这些都是划时代的。
初唐时候，大体上还继续着南朝的风气，辗转在艳情的圈子里。但是就在这时候，沈全期、宋之问奠定了律师的体制。南朝论声律，只就一联两句说；沈、宋却能看出谐调有四种句式。两联四句才是谐调的单位，可以称为周期。这单位后来写成“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谱。沈、宋在一首诗里用两个周期，就是重叠一次，这样，声调变谐和富厚，又不至单调，这就是八句的律诗。律有“声律”“法律”两义。律诗体制短小，组织必须经济才能发挥它的效力，“法律”便是这个意思。但沈、宋的成就只在声律上，“法律”上的进展，还等待后来的作家。
陈子昂、李白否定了古体诗的题材，也否定了那些诗的形式。他们的五言古体，模拟阮籍的《咏怀》，但是失败了。李白更撇开了排偶和谐调，做他的七言乐府。他的歌行增进了七言诗的价值，但它的绝句更代表着新制。绝句是五言或七言的四句，大多数是谐调。他给这新体诗立下了一个标准。
但是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李白用诗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诗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他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给诗创造了新语言。古体的七言诗到他手里正式成立，古体的五言诗到他手里变了格调。五言律诗，王维、孟浩然已经不用来写艳情而用来写山水，杜甫却更用来表现广大的实在的人生。他的七言律诗也是如此。
杜甫的影响直贯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没有一个诗人不发扬光大他的。后来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政治上都生成了一方，它们却继承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当时最流传的是他们新创的谐调的七言叙事诗，所谓“长庆体”的，还有社会问题诗。
晚唐诗向来推李商隐、杜牧为大家。李与温庭筠并称，他们的诗又走回艳情一路。他们集中力量在律诗上，用典精巧，对偶整切。但李学杜、韩，器局较大，他的艳情话是有些实在是政治的譬喻，实在是感时伤事之作，所以地位在温之上。
杜牧做了些小官儿，放荡不羁，而很负盛名，人家称他为小杜——老杜是杜甫。他的诗词采华艳，却富有纵横气，又和温、李不同。然而都可以归为绮丽一派。
这时候别的诗家也集中力量在律诗上，一些人专学张籍、贾岛的五言律，这两家都重苦吟，总琢磨着将平常的题材写得出奇，所以思深语精，别出蹊径。这是僻涩一派。另一派出于元、白，作诗如说话，嬉笑怒骂，兼而有之，又时时杂用俗语，这是粗豪一派。这些其实都是杜甫的鳞爪，也都是宋诗的先驱，绮丽一派只影响宋初的诗，僻涩、粗豪两派，却影响了宋一代的诗。
送出的试卷学李商隐，末流只知道典故对偶，真成了诗玩意儿。王禹偁学杜甫，开了新风气。欧阳修、梅尧臣接着发现了韩愈，起始了宋诗的散文化。宋诗散文化，到苏轼而极。他的诗气象宏阔，铺叙宛转，又长于譬喻，真是用笔如舌的地步，但不免“掉书袋”的毛病。他的门下出了一个黄庭经，是第一个有意义的讲究诗的技巧的人。他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也因党争的影响，屡遭贬谪，终于死在贬所。他作诗着重锻炼，着重句律，句律就是篇章字句的组织与变化。他开了江西诗派。
王安石已经提倡杜思到黄庭经，这风气才昌盛。
南宋的三大话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的。杨万里为人有气节，他的诗常常变格调。范成大是个大官，他是个自然诗人。陆游是个爱君爱国的诗人。吴之振宋思超说，他学杜而能得度的心，他的事有两种，一种是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一种是流连光景、清新刻露之作。他活到85岁，诗有万首；最熟于诗律，七言律尤为擅长。——宋人的七言律实在比唐人进步。
第十三，文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照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讼辞。
辞命。
寓言：《庄子》多用神话，《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座里程碑。《国语》《战国策》记言，《左传》记事，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
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1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
汉武帝时盛行辞赋。赋的特色就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所泊“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发展起来。
再有了两种文体，一是佛经的释译，一是群经的义疏。佛典、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文”只用来称“沉思翰藻”（梁昭明太子在《文选》中提出的文的标准）的作品。但“沉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艳”了。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
韩愈提倡“古文”，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杨雄、司马相如等。《文选》所不收的经子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文统来。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是成立在他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柳作文取法《诗》《礼》《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小异。
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爱难派主张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时爱难派的流传盛些。所以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返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
唐宋八大家，韩、柳之外，六家宋人。欧阳修为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韩愈虽然开了宗派，却不曾有意的立宗派；欧、苏是有意的立宗派。欧文主自然。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体却只拿来应用文了。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此。转移风气的也是欧阳修。他都用虚字和长句，使骈体稍稍近语气之自然。嗣后群起仿效，散文化的骈体形成了定体了。这也是古文运动的大收获。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他们大胆的将师傅们的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宋儒讲学，也用这种记言的体制。语录体便盛行了。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连说带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你“变文”。“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发展到分“章回”了。这是体制上一个大进步。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到了《红楼梦》，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估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宋代定经义为考试科目，是王安石的创制，当时限用他的群经“新义”，用别说的不录。元代考试，限于“四书，”规定用朱子的气章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经义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规定的标准，元明两代大体上递相承袭。但明代有两大变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语气。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诗文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200多年，直到民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
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归有光的文。归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再下怕就要数到归有光了。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俊语、《南史》《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上注疏话和尺牍语。法是简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申出来的。
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他选了《古文辞类纂》书里提到“道”，书却成为古文的典范。这部选本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的必由于此，也只须由于此。
曾国蕃，中兴桐城派。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
海通以来，事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绝非古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人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
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字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是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是国语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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