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孩子们就得到离村子二里地的东联小学读书了。那时候还是小学五年制，于是我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无忧无虑的时光。
东联小学，取“镇东边联合小学”之意，地址不偏不倚，就在镇子东边几个村庄之间一片树林里，背靠着一条105国道，常有货车呼啸而过，和着书声琅琅，也算是有动有静。三年里冬去春来，在村子和学校那条土路上来来回回走了无数次，大部分和其他小孩结伴而行，偶尔落单掉队；回想起来，确实有许多深刻的记忆。
首先想到的是冬天早晨上学的情形。月亮还清冷冷地挂在西天，间或有几颗寒星作陪；我还在被窝里做着暖暖的梦；比我起得早的伙伴已经在砰砰打着我家的大门，扯着嗓子喊我的名字。父母照例是比我先听见，催着我起来。我闭着眼睛，一边迷迷糊糊应着，一边嘟哝我的袄呢，我的袄呢，人却一动不动——无非是想多赖一会床。
一身厚棉袄棉裤披挂好，走出门的一瞬间还是要被外头积攒了一夜的寒气冻个浑身一激灵，招呼一声站在家门外拱肩缩背的俩仨小伙伴，棉袄袖子上挂着布书包，出发上学。
隆冬的早上六点，天才有点蒙蒙亮，村庄还没有醒过来；除了上学的小孩，零星有几家狗吠，有几家鸡鸣，远远近近的传进缠着厚围脖的耳朵里，声音像不大真切似的。不敢抬头看那晓月残星，生怕看一眼那寒意会从刚刚泛白的天空传递下来，钻到棉衣里，侵到皮肉里。
出来村庄，鸡鸣狗吠声已经在背后了，往东是一条土路，隐没在冬天黎明的暗里，路右边栽了一排北方常见的杨树啦梧桐树啦，早已被剥去了衣服，只伸着秃枝，在寒冽中静默着；左边全是麦田，冬天里唯一可见的绿色，也被未亮的天色渲染成了大片大片的黑。我记得那时沿着土路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座用砖砌在麦田边上的方方的小屋，没有门，专门为灌溉的机井而盖，我们都叫它们“小井屋”。在其他季节，我见过人们在小井屋避雨，也见过流浪的人落脚在这里，我甚至在一个炎热的夏日，跟着一个同学凑近了看一条蛇是如何在小井屋的砖缝里往外吐着信子；而在这隆冬的黎明，小井屋可以做很好的路标：等数到第四个小井屋的时候，就该穿过国道，离校门口不远了。
很多时候，走到学校门口，天都还未大亮，学校大铁门依然锁着。校门外是个宽阔的空地，因此许多农人把脱粒后的麦秸垛在这里，这成了早到的我们避风的好去处。小孩儿们搂着书包，三五个挤成一团，窝在干燥的麦秸堆里，笑闹着，一直等到开门的老师来了，才哄然散去，各奔各的教室。
那时总是很着急往教室里面冲，因为老师有个规矩，前十名早到的学生，可以把自己的大名用粉笔写在黑板一侧，可以得到表扬——有哪个孩子不喜欢表扬呢。最早冲到讲台的，得意地拿起个粉笔头，在黑板上先画上一横，旁边再写上自己的大名；第二个人在横下再添一竖，等到第五个人就凑足了一个“正”字。待到第十一个人进来教室，看到两个正字已满，不免顿足一番。
学生陆陆续续都到了；大家开始乌拉哇啦早读，如蛙声一片。乡人称之为“念书歌子”。读时不但要嗓门大，身体还须随内容，有时前俯后仰，有时左右摇摆。也有本领大的小孩，冬天里教室冷，他就只把书翻到某一页，立在课桌上，手插在棉裤兜里，一样不耽误左摇右晃着喊书。忘记是语文第几册课本有一篇李贺的《马诗》，诗曰：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坐我前面一位袁姓的同学，常大幅度地晃着他戴着绒线小黑帽的脑袋，声嘶力竭地吼着“大沙漠——如雪！燕山——月以钩！”我不知道他后来到底纠正过来没有。到了初中，读到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想到了这位同学，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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