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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文化界，走红了两位明星。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胡适。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他们的思想都是宝贵的。只是后来，胡适先生闹了许多绯闻，因而失去了很多粉丝，以至于我们并不怎样提他，好像提鲁迅就是爱国的，而讲胡适就有当汉奸的嫌疑。
胡适先生也确实被扣过汉奸的帽子，这是很不公允的，即使同他论战得很激烈的鲁迅也不会认可。因为，二人虽然选择的路不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的进步。
胡适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改良式道路，他所信奉的是“好政府主义”，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政治目标。寄希望于好的政府出现，从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具体的做法是：具有良心、知识、道德优势的知识分子精英，对政府起监督与指导作用，也应该是民众与年轻人的导师。他在一篇题为《再论建国与专制》的文章里，把这个“好政府主义”阐释得更为清楚：应该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应该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团政治，不应该让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都走到科学工业的路上去，而剩下一批庸人去统治国家。他把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上，希望通过改良政府，从而救国。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独裁专制的国民政府不会对他的主张言听计从的，最终他陷入了尴尬和矛盾的境地。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说他的“好政府主义”是错误的，说他的主张是错的，更不应该给他扣上一个汉奸的帽子。他的主张放在今天看，也是很完美的。如果胡适先生当年提出的主张能够得以施行，效果一定会不错。
鲁迅先生选择的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式道路。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民精神的自觉，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这要比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更透彻一些，也更深刻一些。他对好政府的出现是不抱希望的，于是寄托于民众。后来，有人说鲁迅是无政府主义者，是有道理的。因为政府要存在，便不能没有专制，有专制就有对人的奴役，这便不符合鲁迅的“立人”思想。他所期望的理想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希图通过“立人”思想来达到“立国”的目的，然而他对文学启蒙的作用也是怀疑的。因为徒然“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痛苦,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玩赏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最终启蒙者成了“吃人筵席的帮凶”。他是绝望的，然而在这绝望中反抗。
做一个冷静的分析，鲁迅“立人”的思想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即便是这样，他仍甘愿为这美好的愿望倾其所有，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他当年美好的愿望似乎没有半点实现的痕迹。不仅如此，他当年批判的国民的劣根性反而日甚。只是现在没有人站出来批判了，他们就愈发得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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