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之数，实为虚指，盖因其时立言立说者众，是社会思想学术勃发之前所未有之世。然诸派学术未有所承者，根柢之薄则不足以发其说而显于世，其间显者，即其学说习者众多且于社会政治有较大影响者寥寥数几。按其学说根源之先后，有农、道、墨、儒、阴阳、法六家。按吕思勉师所言，农家所承袭者为简陋农业社会之思想；道家所沿袭者在游牧社会之初期；墨家之思想，前有所述，盖源于夏代；儒家及阴阳盖自商周，然其所治所述者，上至三皇，下至东周，非一时之思想；至于法家则最新，以申不害、商鞅、韩非为代表，主意对外兼并，对内立法。
农家者，非行农事者也，需知先秦之诸子实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者，其忧者皆在于天下，而非百亩之地。农家之代表人物为许行，《孟子》、《吕氏春秋》皆有所记载，其旨实在于“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其以为贤君当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又主意买卖论量不论质。此皆世之简陋方可行者，当东周之时，其欲率天下而从之，则事不成矣。
道家者，非后世依托神仙之言之道教。其代表人物为老子、庄子、列子，其学有二派，一为《老子》之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二为《庄子》、《列子》之一切委心任运，乘化以待尽。《老子》之旨在于：治国于无为，胜敌在卑弱。此因其崇尚自然力，自然之运行固有其道非人力能更改，且其运行盛极必衰、衰极必盛成循环之故。庄、列之旨在委心任运，其因自然力之伟大而以为人事皆无可为，其说颇有颓废自甘之意。道家之思想于汉初颇受重视，其后则为神仙家所依托，全失其本真。
墨家者，与儒家并称两大显学，《淮南要略》所云：“墨子学于孔子而不悦，背周道而用夏政”，可知其主意在夏，欲行夏道于天下。墨家之代表在《墨子》，其中有《修身》、《亲士》等篇纯为儒家言，可知其与儒家之渊源，又前所述其出于清庙之守，盖其学为明堂之学。其所宗者颇多，盖明堂为旧时学术之中心，所遗者众也，其核心思想在于兼爱，行之以非攻；其所崇尚者贵俭，行之以节用、节葬、非乐；其于世界论称天志、明鬼，辅以非命；于政治曰尚同、尚贤。此悉前所言。《史记》载舜禅让于禹，此夏之初也，盖夏时民仍尚贤非亲，此后则以血脉为重，故知墨家者行夏政不虚。后天下大乱，秦并六国，墨家者多聚散江湖，遂为侠客一类。
儒家者，重教化，欲以仁义治天下。其说贯穿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至今则无人不知，其说之理想在大同，代表人物颇多，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子之说，具于六经，其中以《易》、《春秋》为要，《易》言理，《春秋》言据理而施之人事。二者互为表里，“《易》本隐以至显，《春秋》推见至隐。”孔子博学，多知前代之治法，其观治化之升降，以为古时最美，谓之大同，时代渐劣，是谓小康，小康不在，则为乱世矣。故《春秋》张三世之义，分二百四十年为三世，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太平。其欲逆挽世运，复于郅治也。然因社会组织之大变，儒家于政治之抱负未得实施，至汉时所谓独尊儒术，亦不过作为掌权者之工具也，于其本愿则相去甚远。唯其在社会方面对国人之影响颇为显著，儒家以君子为完美人格，其意在教导民众为文质彬彬之君子，构建和谐大同之社会，其主意有三：一曰仁，即人人相亲，非加以政治力量而社会和睦；二曰中庸，即凡事不趋极端，是故吾国之制度风俗皆不至积重难返，国人亦无顽固之病；三曰恕，即其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此絜矩之道，所行之标准极简却又极为明了，所谓愚夫愚妇者尽皆能行。此三者诚大有所造于吾国社会，儒家之政治抱负虽未得实施，然其确实于岁月中影响改造了民众，促成了一个和谐、文明、包容、开放的国度。
阴阳家者，所谓本所已知推其未知者，其说看似荒诡，实则有其逻辑。其以宇宙不过时间空间而已，所谓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既知中国之山川地理，又知黄帝以来世事之变迁，则不难推求其间规律，更进则求得未来之事。按其所得之规律，则有五种治国之方法，应更迭使用，是为五德之终始。阴阳家之书尽亡，现今可见者唯邹衍之说，《汉书·严安传》载有其言：“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此即五德终始之说，似儒家之通三统，皆以之明政教变易之宜，而应之以不同治法也。其谓历代皆有其德，配以五行，是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皆前者不胜后者，后秦人自以为水德，而汉初自以为土德，此皆行邹衍之说也。需知诸子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邹子之说实非后世之阴阳家之改正朔、易服色等空文，而是以治法配五德，欲行之于天下，惜皆已亡佚，不复得见。盖其所以亡者，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有言：“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
法家者，立说最新，于东周之时势最为切合，分为法、术二派，前已言之，“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韩非盖欲兼综二派者”，法则所以治民，术则所以治治民之人也。法家之所由生者，盖因古时制法之无一定程序，且新旧不分极为混乱，法律命令亦纷然出错，于民则蒙昧无措，于贵族则法出随心，致社会天下之乱。故法家之精义在于释情而任法：全绝感情，一准诸法；法之所在，不容丝毫出入。法为事之准绳，唯其公正，方能效行，“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此礼家言亦为法家论法所用也。法家之用法，不容失之轻，亦不容畸于重，法家非酷也。韩非所谓：“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此即证其说意在救一时之弊，而非于平世皆如此也。法家之学于其时则确有其效，其存书者三：《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前者于齐，言官营事业、借贷、商业之论；次者于秦，言开塞耕战之论；后者于韩，言法之原理条件，皆据一国之情而即于实效者。盖用法家者多富强，一则能一民于农战，致兵多且强；二则能进法术之士，汰淫靡骄悍之贵族，致政事修举。七国用法家者皆强盛一时，及秦则并有天下。
农、道、墨、儒、阴阳、法，于诸子中为最要，其于我国学术之影响最深，概述至此。下篇则启两汉儒学之端。
（在这作个说明，《国学是什么》这个系列主要在于理顺中国学术的性质及其变迁，以此达到讲述国学是什么的目的，对于过程中出现的各个流派、各种思想，暂时不会细述。对于这些璀璨瑰丽的历史文化之宝，我会把它们放在此后的系列里，届时再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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