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之路（十）

我的教育之路（十）

我到贵州插队（1969.3），上学（1977.2），教书（1978.9），直到调离（1980.6），前后将近12年。这段经历，让我魂牵梦绕，永难忘怀。从2001年参加师范学生毕业20周年聚会起，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回去看看，而第一个落脚点总是贵定。那里我度过了差不多3年半时间。最后也是从那里离开，调到安徽铜陵去了。

我在安徽铜陵一个三线铁路工厂工作了17年，感情当然也很深。先后在电大，职工学校和子弟中学工作。先教数学，1986年去合肥脱产进修2年，英语本科毕业后，回来就一直教高中英语了。8年时间里教了多少学生呢？不算很多。而且过去那么多年，记忆也不准确了。另外，进修回来后第二年，1989年，我开始担任学校教导主任，当然还要上课。加上我把父亲接过来，他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所以是相当忙碌的。女儿上小学、初中，我基本不管。她很自觉，学习很努力，成绩优秀，不用我操心。

这个子弟中学，我亲眼看着由衰转盛，到我调离时大概达到顶点。然后又逐步衰落，大概一年前彻底关门。记得我是1985年进入子弟中学的，据说那时候学生参加高考，不过是陪考，剃光头，录取率是0不稀奇。而到我调离时，好几年高考录取率竟然是100%！（尽管有不少是大专。但那时候，安徽省高考的平均录取率是很低的！好像只有30% 。）这个变化有目共睹，相当惊人！我个人起的作用，当然微不足道。但凭良心说，那时候真的是全力以赴，尽力奉献，以校为家的。后来我调到上海，第一个感觉就是轻松多了！这个对比是不是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也是一个非常认真严格的管理者。（因此得罪了一些老师，后来回想起来让我非常后悔。我性子太急了，太想把这个学校办好。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

我没有统计过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去向。但是，在安徽，江苏，北京，上海，和其它城市工作生活的非常多。听说普遍都不错！很让我感到高兴！这个子弟中学，在我工作几年后，打了翻身仗，在铜陵出了名，吸引了不少外面的学生来这里读书。记得那时候晚上常常去学生宿舍查看，还要上晚自习呢。

我教过的学生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他们不需要我来吹嘘。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留在工厂里面，或者还在铜陵上班的人。听说他们生活也挺不错，我更高兴！

我进修回来后，马上接高三毕业班。记得碰到个奇葩事，有个初一班数学没人教，我干脆一起接下来。这样的事情有点好笑吧？大学毕业后，毕竟经过两年深造，让自己有了底气，水平提高不少，授课应该更好一些。

不久后得知我在省教院的M国老师到芜湖安师大教书了，让我非常兴奋！就经常坐火车到芜湖去看望他们，还顺便认识了那里其他的外籍教师。我结识了系主任张春江教授，他是个非凡的传奇人物，让我非常敬佩！据说《一滴泪》的作者巫宁坤教授（中国英语权威之一），曾经下放到安师大，也非常钦佩张主任。他经历无数的磨难，但从不抱怨，默默无闻，照样高高兴兴认真工作，这样的精神堪称伟大！有一年，我还差点调安师大当老师，教《英语泛读》，课都排好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

我没有去安师大，但我邀请我的M国老师夫妇到我的学校访问，讲学。这在当时是有点轰动的，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后来我还邀请别的外国老师到上海我工作的学校给学生上课呢！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常常带着女儿去芜湖，让她获得一些新鲜的知识。（多年后，她上大学，学商务法语，出国留学时，要去悉尼大学学习一个学期，需要考雅思英语，他太忙，没时间复习，但还是考了8.5的高分，满分是9分。这也许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吧。）我去安师大，自己另有收获，既练习了口语，还能借到非常好的英语原著带回来看。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庄》。《北京吉普》等。真是太开心了！

也许我教的学生不算多。在学校里，我记性不错，几乎可以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现在则退化厉害，请不要考我谁是谁，出洋相是肯定的。）。我上英语课，是精心准备的，有自己研究的一套方法，坚持用最简单清晰的语言来讲课，让大家都容易听懂，容易记忆。特别是语法课，绝不照本宣科，一定要用最少，最简洁的规则，让大家可以轻松获得长久的记忆。我明白死记硬背终究不能长久，枯燥的东西只能暂时记住。听说我的学生中也有好几个当了英语老师。哈哈，有人继承我的衣钵，我喜欢！

那时候我很严格，最讨厌有人作弊。但也有学生非常聪明，和我斗智斗勇，让我防不胜防。但到了高考，这个本领就害人了，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老师严格是必须的，不严格就是害了学生。但是，我不会打骂学生。那年头教师打学生是经常发生的，但我很反对。师生关系融洽对于教学的好处太大了！这个道理我很清楚。

其实，除了教学之外，我在管理上花费的功夫也很多。我有个记事本，总是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知道，要是我忘记了事，没有人会来提醒我，可能造成大麻烦。教导主任是个大管家，要管的事情很多很杂。比如高考前学生档案的整理，是非常细致的工作，容不得出一点差错。我只好亲自把关，每人都有一个档案袋，一样都不能少。报名和填志愿也很复杂，容不得出任何问题，需要耐心指导。即使是假期，我也基本得不到休息，随时待命，处理各种事务。送考是一件大事。将考生送到市里，住到宾馆里面，免得来回跑。考试前要提前把学生安全送到考场，分发准考证（免得有“马大哈”忘记，甚至丢失。）。考试时得长时间守在外面，万一发生情况可以及时处理。考完后要一一收回准考证，接大家回宾馆。

记得有一次高考我特别高兴。原来英语考试结束后，学生出来都兴冲冲的告诉我说，我最后一次给他们做的作文题，恰好是高考的题目！也太巧了吧？这真让我得意了好几天。其实，对于每一年的高考试卷，我都要进行详细的分析。摸索规律，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复习时有的放矢，准确高效。我可以说，也许我的能力还有不足，但是我的确尽力钻研，教学水平提高了不少。

我1996年调回上海。当时的子弟中学是非常兴旺的。但是没有几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越走越快，让人感到非常担忧！当然，大形势影响不可忽视，工厂在衰落。而且我似乎起了一个头，之后学校里面的优秀教师不断调离，这也是大环境的影响。更糟糕的是，学校的老领导退休了，新上任的是个根本不懂教育的人，还自以为懂得很，又心眼狭窄。在这样的人领导之下，结果可想而知。尽管后来他被免，一撸到底，颓势也难以挽回了。

由此可见，要做好一件事，千难万难；而要做坏一件事，简直太容易了。记得好几年前去参加学生聚会活动，旧地重游，拍到了操场的照片。原先整齐的大操场，却被高高茂密的野草覆盖了，让人不禁悲伤！曾经是多么好的一所学校啊，竟落到这步田地！调离这个学校的老师，如今在其它地方都成为优秀的骨干教师了，那里的人才的确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