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汤普森｜文 陆霖｜译
《纽约人》2014年3月31日发布
过了一年，与母亲的经历惊人地相似，16岁的斯韦特兰娜也爱上了一个38岁的男子，他是犹太人，著名电影制片人和新闻记者，名叫阿历克塞·卡甫列尔。这段浪漫爱情始于1942年晚秋，正值苏德战争期间。卡甫列尔与斯韦特兰娜在一个电影首映式上初次相识，第二次见面时，他们一起跳了狐步舞。舞会上，卡甫列尔问她为什么看起来很伤心？她说，今天是母亲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卡甫列尔赠送给斯维特拉娜的礼物是当时国内禁止出版的海明威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又名《战地钟声》），以及他本人注解的《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复制本。他们一起观了看美国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斯韦特兰娜的初恋情人阿历克塞·卡甫列尔
斯韦特兰娜一直有种预感，他们这段恋情不会有圆满的结局。她告诉我，哥哥瓦西里对于父亲长期偏爱妹妹早已心存嫉妒，现在，他了机会向斯大林告发，说卡甫列尔干的事，绝不仅仅是将海明威的禁书介绍给斯韦特兰娜那么简单，实际上发生的事比这更糟糕。在她的闺房里，斯大林对女儿怒吼：“看看你自己那副样子！有谁会想要你？你这傻瓜！”他如此气急败坏，是认为斯韦特兰娜与卡甫列尔居然在战争期间发生了性关系。虽然这一指责纯属子虚乌有，但卡甫列尔却因此遭到逮捕，并流放到北极圈的沃尔库塔劳改营。斯韦特兰娜告诉我，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她父亲有权把人送进监狱。
【译者注】这次被父亲毁掉的初恋使斯韦特兰娜刻骨铭心。1943年3月3日，斯大林闯进女儿房间，抄走并销毁了卡甫列尔写给她的所有情书和礼物，并狠狠地抽了她两记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对娇宠的女儿动粗。他咒骂女儿的那些话句句戳心，摧毁着她脆弱的自信：“看看你什么模样？人家会要你吗？他身边有的是女人！你这个傻丫头！”得知母亲去世真相，已使父女感情产生了巨大裂痕，这次干预她的恋爱，则将裂痕扩展为鸿沟。斯韦特兰娜长时间不肯原谅父亲，不通信息长达半年之久。
然而，这次父女间的冲突事件，实际是斯大林父爱的一次大爆发。他当时已是64岁高龄，潜意识里有一种强烈担心：一旦失去自己的威权庇护，毫无生活经验的女儿将孤身面对社会，如同裸露在狼群的羔羊一般任由撕扯。何况他已通过自己的秘密警察系统，查清了卡甫列尔是一个风月场上的老手，这使他担心更甚。遗憾的是爱情使人盲目，女儿始终未能理解父亲的苦心。斯大林去世后，她两度试图与卡甫列尔相结连理，两度遭到抛弃。而她至死还在念念不忘初恋对象，从未对他有过一句责备。
斯韦特兰娜进入了莫斯科大学学习。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犹太人出身的同学，名叫格利戈里·莫洛佐夫，之后就结婚了。她相信，这是自己摆脱克里姆林宫唯一的办法，而她父亲则忙于战争，勉强同意。“去和他结婚吧，但是我永远不想见到你的犹太人。”她告诉我，父亲就是这么说的。在纳粹德国投降之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约瑟夫出生了。莫洛佐夫想要更多的孩子，而斯韦特兰娜放不下文学抱负，想要完成学业。在约瑟夫出生后，她又经历了3次人工堕胎和一次早夭的流产。“我成了一个皮肤苍白，脸色青绿，病病怏怏的女人。”斯韦特兰娜对我说。她与莫洛佐夫离了婚，在婚姻问题上进行了两次反抗之后，斯韦特兰娜顺从父亲的意愿，嫁给了斯大林最得宠亲信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为妻。然而她说：“到我结婚的时候，父亲已经对我失去了所有的兴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她生下一个名叫叶卡捷林娜的女孩。斯韦特兰娜发现她的新婚丈夫冷淡而乏味，她很快又和他离了婚。她完成了学业，开始了职业教师生涯，并从事英语书籍翻译工作。
斯韦特兰娜与第一任丈夫格利戈里·莫洛佐夫
斯韦特兰娜与第二任丈夫尤里·日丹诺夫
【译者注】斯韦特兰娜第一任丈夫的父亲与斯大林同名，也叫约瑟夫。初识莫洛佐夫使她感觉一种缘份。她与格利戈里的分歧是在事业与家庭关系问题上。斯韦特兰娜一面照料孩子，一面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学业，成为大学讲师。婚姻终结后，她与前夫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她的第二次婚姻是遵从父亲的安排，与斯大林主管意识形态的亲信日丹诺夫的儿子结婚。她说：“我的第二个丈夫是父亲的选择，婚前我们从来没有过约会。父亲已经老了，我不能总是违背他的意愿，所以我们结婚了。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想结婚。”但是在居家问题上，斯韦特兰娜没有顺从斯大林的愿，她不想与父亲同住，毅然搬到了丈夫家里，表示了一种反抗。然而，不解风情的书呆子丈夫令她感觉乏味，庸俗市侩的婆婆又对她母亲的死发表了一些不屑之言，更使她无法忍受，这段婚姻在1952年走到了尽头。
1957年，斯韦特兰娜还有过一次鲜为人知婚姻。她的第三任丈夫是伊凡·亚历山德洛维奇·斯瓦尼泽，斯大林第一个妻子哥哥亚历山大（经济学家）的儿子。伊凡比斯韦特兰娜小一岁，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从家庭关系来看却是表姐弟。斯韦特兰娜与表弟结婚的动机至今无法揣测。亚历山大舅舅一家和她的家庭关系非常亲密，她曾说，舅舅和舅妈（歌剧演员）郎才女貌，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大清洗”期间他们被斯大林下令逮捕，亚历山大舅舅在1942年被枪决，玛丽亚舅妈闻讯后在集中营里猝死。双亲被捕时伊凡只有11岁，一下子从显赫的富贵之家跌落到社会底层，经受过牢狱之灾，被流放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铜矿服苦役长达5年久。斯大林死后获释，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给他分配了一套住宅。他与表姐结婚时，刚刚以优异成绩提前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考入苏联科学院攻读副博士（硕士）学位。他们的婚姻在1959年结束。耐人寻味的是，斯韦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约尼克（她对伊凡的昵称）一家的遭遇，却对她与表弟的婚姻只字未提。
1953年3月，斯大林突发脑溢血。斯韦特兰娜写道：“死亡的痛苦是可怕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窒息而死。在最后一刻，他突然睁开眼睛，瞥了一眼房间里的每一个人。这是可怕的一瞥，眼神疯狂而愤怒，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
她写道，他的苦难是因为“上帝只赐予善者毫无痛苦的死亡”。但她仍然深爱父亲。当他的遗体送去做尸体解剖时，她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父亲赤身裸体。这是一个美丽的身体，看起来一点也不衰老，不像老年人的身体。……于是我意识到，那个赋予我生命的肉体已经不再有生命，不再呼吸了，而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活在这个世界上。”
斯韦特兰娜在斯大林遗体告别仪式上
【译者注】斯韦特兰娜《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说，“上帝只赐予善者毫无痛苦的死亡”，可以从反面解读出她对父亲的评价。写书之前一年，她皈依了东正教。在忏悔室里，神父对她说，你不能谴责自己的父亲，只有上帝和历史才有资格谴责他。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侯，她要么陈述事实，要么反向表述。但是，对于父亲之死，她的感情很复杂：“我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也没有经受过如此强烈而又矛盾的感情冲击。……我懂得某种解放正在来临。我还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是什么样的解放，它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但我明白，这是一种解放，它对所有的人，对我也一样，是摆脱一种共同的压迫，这种压迫象一块巨石，压在一切心灵、精神和思想上。……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却是我的父亲，他爱过我，曾尽他所能爱过我，而且他使我得到的不仅仅是恶，而且也有善……”。
1953年6月，阿历克塞·卡甫列尔从集中营归来。一年后，他和斯韦特兰娜碰巧一同参加了全苏作家会议。“休息室里灯火通明，”斯韦特兰娜对我说，微笑着闭上眼睛，她回忆往事时往往就是这种神态。“我们恰巧一起走了进来。”
卡甫列尔的头发已经变白，但斯韦特兰娜觉得这只是让他显得更帅了。虽然他已经结婚，但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能给你打电话，真是奇迹。”他这样说。对于斯韦特兰娜来说，他原谅了她父亲的罪行才真是一个奇迹。斯韦特兰娜希望卡甫列尔与妻子离婚，但他表示自己只想拥有一段婚外情。两人相持不下，谁也不肯认输，直到有一天晚上，斯韦特兰娜在剧院里挡在了卡甫列尔妻子面前……。“那是我第二次婚姻的终结，也是我和斯维塔（斯韦特兰娜的昵称）第二次交往的终结。”卡甫列尔后来对意大利记者恩佐·比亚吉这样说。
第三次交往始于1956年，当时斯韦特兰娜在莫斯科大学讲授关于苏联文学中英雄人物的课程。那一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一个长达四小时的演讲，他在报告中详细历数了斯大林犯下的种种罪行。演讲结束后，卡甫列尔第三任妻子，诗人尤丽娅·德鲁尼娜（斯韦特兰娜对我说，她的作品很平庸）建议丈夫给昔日恋人打一个电话表示安慰。于是，斯韦特兰娜和这对夫妇就此开始了相互交往，一起参加文学界的各种聚会。然而，斯韦特兰娜无法忍受卡甫列尔在自己眼前对别的女人示爱，给他写了一封信，对其妻子出言不逊。卡甫列尔愤怒地给予回击，他们从此闹翻，再也没见过面。52年之后，斯韦特兰娜告诉我，卡甫列尔仍然是她一生中唯一的真爱。
【译者注】卡甫列尔第三任妻子，苏联著名“战壕女诗人”尤丽娅·德鲁尼娜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解体后因绝望而自杀。她在得知“秘密报告”后建议丈夫给斯大林女儿打电话，既是一种善意的行为，同时也表明了她所持的立场。然而德鲁尼娜并不清楚，斯韦特兰娜早在党代会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报告内容。赫鲁晓夫是一个颇具情商的人，他委托米高扬事先将报告文稿交给斯韦特兰娜阅读。米高扬与斯大林的孩子们很熟悉，他妻子还是第一夫人娜佳的好友。夫妇俩请斯韦特兰娜来家里共进晚餐。饭前，米高扬让她先看报告，说是征求意见，允许提出修改要求。这对斯韦特兰娜而言是一次痛苦的体验，报告中那些耸人听闻的暴行不断在她心里激起怀疑的涟漪，但是根据斯大林死后，从集中营幸存归来的亲人讲述，大学时期那些父母被镇压同学的经历，她接受了对父亲的指控。她将文稿交还米高扬：“很遗憾，这些看来都是真的。”米高扬松了一口气，立刻转移了话题，他们不再提斯大林，而是谈起了她母亲。
1963年，斯韦特兰娜三十七岁，在莫斯科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和她一起长大的家庭成员都已经不在了：同父异母的大哥雅可夫在德国战俘集中营里死去，二哥瓦西里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她把自己的姓改成了阿利卢耶娃，因为她无法忍受“斯大林”这个称呼。
【译者注】斯韦特兰娜在得知母亲去世真相之后，与父亲的关系产生了巨大裂痕，不想再使用斯大林娜这个姓。战争期间，她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想改用母亲的姓，理由是“斯大林”这个姓是父亲革命时期的化名（斯大林原姓“朱加什维里”），没有反映家族的传承。斯大林未置可否，但表情痛苦，于是女儿没有再坚持改姓。苏共二十大之后，斯韦特兰娜向户籍管理部门提出改姓，虽然苏联法律规定男女平等，子女可以自由选择父亲或母亲的姓氏。但是“斯大林”这个姓非同寻常，工作人员大为震惊，经过向高层请示同意后，方才给予办理。斯韦特兰娜后来遇到家庭的世交伏罗希洛夫元帅，这个斯大林前密友对她说：“你做得对，孩子。”
十月份，斯韦特兰娜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莫斯科一家高干医院里进行康复治疗。这时，她遇到了一个矮个子的印度男人布拉杰什·辛格，他刚刚切除了鼻腔息肉。辛格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来莫斯科接受医疗救治。两位疗养的病人开始讨论斯韦特兰娜在医院图书馆找到的印度文学泰斗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著作。
辛格是斯韦特兰娜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和善的一个。当医院想杀死他们用来治疗他的水蛭时，他提出抗议；他还打开窗户放生苍蝇。当斯韦特兰娜告诉他自己父亲是谁的时候，他惊异的喊了一声“噢！”从此再也不提斯大林的任何事情。
斯韦特兰娜与恋人，印度共产党人布拉杰什·辛格
他们在黑海之滨的索契度过了一个月，之后辛格不得不返回印度。由于苏联和印度官僚机构有意拖延，辛格在一年半之后才回到莫斯科。他和斯韦特兰娜提交了结婚文件，但是第二天，斯韦特兰娜就被召唤到斯大林原来在克里姆林宫的老办公室里，与苏联总理阿历克塞·柯西金会面。“你们婚姻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可能被批准的，”斯韦特兰娜回忆，柯西金对她说：“印度人对待女人很坏。”
辛格长期患有呼吸系统疾病。1966岁的他去世之后，斯韦特兰娜坚持要求苏联政府允许她把辛格的骨灰带回印度安葬。这是她第一次到苏联以外的地方旅行，她后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快乐的时刻。我在威斯康星州拜访她时，她拿出一迭黑白照片，放在杂乱无章的玻璃茶几上：辛格家族巨大的白色府邸，四周环绕着象森林一般高大茂密的仙人掌；一间有着大窗户、活动窗帘和木床的宽敞卧室；恒河岸上的一个骑骆驼的人。“印度对我的思想，对我的一切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告诉我说。
【译者注】布拉杰什·辛格是在赫鲁晓夫改革开放时期，受苏共中央之邀来莫斯科治病疗养的印度共产党人。辛格是一位资深党员，却崇尚圣雄甘地的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暴力。他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大同的理想，但不赞成用流血方式去实现这种理想；他承认社会有阶级之分，但反对阶级斗争。他是一位印度王公，他把自己的财产都分给了穷人，自己却一贫如洗，只能靠工作赚取收入来养活自己和家人。斯韦特兰娜认识辛格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58岁高龄，病入膏肓的衰弱老人。她所以为之倾倒，是因为一种心灵契合，辛格至善至贵的品格，使她有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能感受心灵的宁静。
然而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莫斯科方面不看好这段情缘，他们认为辛格有点另类，斯韦特兰娜又是一个知晓太多内幕、不易控制的女人。他们对俩人的婚姻横加干涉，但是斯韦特兰娜执意不从，尽管不能办理结婚登记，她仍然与辛格生活在了一起。这个婚姻虽然未能履行法律手续，却得到双方家庭成员的承认。最终，莫斯科方面还是不得不默认她的“遗孀”身份，同意她的印度之行。
在与布拉杰什·辛格交往期间，斯韦特兰娜个人生活发生了剧变。在一次基层党组织会议上，要求对几个被法院判刑的作家进行谴责时，斯韦特兰娜发表了抵制意见，于是和领导闹翻。她从自己工作单位——世界文学研究所擅自离职，并且自动脱党，成为全职家庭妇女。当她向苏联当局提出与辛格结婚的请求时，遭到了苏联总理当面拒绝；但是，她以牙还牙，同样拒绝了柯西金要她重返“革命集体”的要求。
辛格去世后，斯韦特兰娜一度认为，自己的生活走到了尽头，一眼便可以看穿：陪伴子女，操持家务，照料孙辈，终老余生。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她上书苏共中央，要求护送辛格的骨灰回故乡安葬。她自己也没想到，这次旅行开启了她的另一段生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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