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我十五岁始志于文。清楚记得这个历史节点，初二的下学期与复读初二的上学期。也许正因感受到文学写作的理想追求，我才决定复读初二，褪去旧习，重新为人。在文岭中学，我对文学写作的兴趣得到初步唤醒，写作潜能得到初步释放，这是唯一有别于同批转校的同村人的地方。
在物质贫乏、精神惶惑的年月，文学世界中的情与美，陶冶了我，拯救了我，让我摆脱一般男生的底层思维，有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理想。我的祖父母、父母都是农民，父母都是文盲，朵朵、苗苗都不喜欢文学，我唯独喜欢文学，成为文学少年、青年乃至中年，大约我是天秤座的缘故。我命主文曲，先天里是文曲星降世，多才多艺，博闻强记，可当作家。文曲星不是文昌星，前者比较感性，易犯桃花，而后者比较理性，掌握权力。我身主天同，后天里福星照耀，但情绪不稳，注重享受，孩子气重，有着《封神演义》里比干一般的玲珑七窍之心。二者结合，我容易走向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时时颓废，命运多舛。
十五岁时，学习与生活之中，免不了有一些私记录，记在一个专门的日记本里，先是记下最近的米、炭、钱的开销，竟然像鲁迅年轻时候的日记一样，后是免不了青春萌动，用散文诗一般的流动文字，记下朦胧而细腻的一些感受，也竟然像鲁迅年轻时候的《野草》一样。有次，我在化学课上因某种触发而沉入遐想，埋头记录，不料被化学老师当场逮住，搜去了那个小本子。老师停止讲课，翻开小本子，眯眼瞧了瞧，我以为大祸临头了，有些紧张，他却是在欣赏，啧啧称赞两声，叹了口气，又递还给我，连一句训斥的话也没有。那些散文诗一样的东西，既是随手写来，也就随手撕掉。我没有发现，那时我最适合写作的文学体裁，是散文诗，就没有集中去写。我到底想写啥，那时有些迷茫。正因为化学老师的一次善待，极其难得，几年后我也善待了他的女儿。这是后话。
远离庸众，潜心学习，复读初二，我的个性与才情开始显露，逐渐成了大家眼里的“才子”。其实我是一个“怪人”，算是洲上人极其少数与特殊的人种。
那时，我多次翻阅外祖父家的小人书《红楼梦》，重点是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故事，宝玉与丫头的故事。里面有些超出我的生活经验的名称术语，是我暂时弄不明白的，比如紫金冠、碧纱橱、抄手游廊、芍药、海棠、湘妃竹、秋香色等。及至看了1987年版的电视剧，我明白了一些，且极想自拍一张古装照，头戴紫金冠，额勒金发箍，胸挂金项圈，足登粉底靴，哪怕是在景区拍照（后来发现孙悟空也是这般装束，还有黄金甲、金箍棒、野鸡翎，而他俩都是补天石出生，却是“混世魔王”，经历了一番磨难，各有归宿）。很多年以后，我去燕京大观园游玩，里面没有此种服务项目，不禁失望。最终帮我完成这一夙愿的，竟是抖音里的AI游戏软件，与陈晓旭配戏，相形之下，我早已是中年大叔，像是林如海或贾政。到了高中时，经过赤壁公园门口附近，偶然看见一个文物摊里刻有“通灵宝玉”的浅绿玉挂件，背刻“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足鸡蛋大，开价极便宜，当即买下，偷偷戴了两天，自觉没取，便永久收藏起来。至今那绳子、穗子早没了，玉玦枯干无光。
那时节家里没钱没书，买不起文学巨著《红楼梦》，就向同村本家的荒家借阅，疯狂翻阅。才看到一半，正在兴头，即被他赶到我家，强行索去，说某某要看，以后再借。过后再去借，他以某某未还为由，拒绝借出，且显出厌烦之态。那是1980年代通行的人民文学版三卷本，叫做程乙本，赭红封皮，字体较大，有一些注释，读起来舒服易懂。大学时，我终于买了一本岳麓版的小字本，文字出入较多，没有注释，读起来就有些费力。荒喜欢练毛笔书法，写得一手好行书，甚至仿效村夫，用金箔纸刻写对联，再粘在红纸上。那时节金墨是少见的。每年春节，他将自家门窗弄得很喜庆，很艺术，让店主很得意，见人夸赞就笑嘻嘻。可荒见不得我练书法，很厌烦。其实，我的文艺兴趣十分广泛，简直是立体型、全能型的，喜欢文学、绘画、书法、雕刻等。为了雕刻自己的签名章、读书章，还买了一套别致的雕刻刀具，至今保存着。
借书就有借书的故事。《一个少女和一千个追求者》，一本薄薄的印度小说，是向邻家女孩柚借的，写一个漂亮吉普赛少女的悲惨遭遇，单纯健康时，吐出的唾液有人跪舔，体弱重病时，被人吐唾液。它具有同情女性的倾向，跟印度电影《奴里》、小仲马《茶花女》相似。接触了译制电影《大篷车》《叶塞尼亚》后，我疯狂喜欢吉普赛人的流浪生活，喜欢活泼风情、野性十足的魅惑少女，也可叫“野玫瑰”。正如奥斯瓦尔多对叶塞尼亚所说，“我爱你，吉普赛人！”那时，我不知其中主因是我乃天秤座人，天性喜欢浪漫幻想，也不知梅里美的《卡门》最为经典，女孩嘴里叼花，款摆腰肢，周旋四方，野性十足，更不知此外有波西米亚人（法）、茨冈人（俄）的叫法，而他们跟吉普赛人（英）是同一民族。那时，荒追求长相漂亮的柚，多次借故来我家，也向她借阅此书。我忘了是谁先借，很可能是他先借，我转借来看，看了再还给他，或者直接还给她。
过了大约一年，此事完全忘却，柚忽然冲进我家，讨要这书。我一脸茫然，只记得书不在我这里。如果在，我肯定会保存完好，不至于没影子，没印象。她对我说了一大堆狠话，咄咄逼人。她是王熙凤、夏金桂式的的女强人，素来一副小大人的架势。在附近一排房子的十三个女孩里，唯独她敢对我这样。现在想来，那时我从未有借书不还的毛病，而荒有借钱不还的案例。大约是他没还，或者还给她了，但书后来弄丢了。几年后，我到汉皋读书，一些书刊留在老家的写字台柜子里，到底被母亲悉数借给柚的丈夫，全都没有归还。我家很快搬迁了，我不好意思回去讨要。她这是一种变相的报复，还是一种人性的必然？
有的书是向班里、村里借阅的，比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从维熙的《北国草》。记得小时候还看过小人书《大墙下的红玉兰》，是根据从维熙同名小说改编的；我的记忆力实在很好，连这个也记得牢靠。席琳克的《德希蕾日记》，大仲马的《黑郁金香》，虽是英文缩写版，属于国内初中的课外英文读物，文字浅近，单词简单，故事生动，让我对法国荷兰政治斗争、女孩秘密、花卉栽培等，有了一些初步认识。借来的书往往会读得津津有味，袁枚的《黄生借书说》说得很有道理。所谓女孩秘密，也即她们的各种小把戏，比如将手绢塞进胸部，假装成熟和丰满，在男人面前撒娇，以便引起注意。当时的我跟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也使用着手绢，通常是浅灰色的，每隔两天洗一次，洗不干净了再换一个，大约截至到工作两年后，在苏州买了三条丝绸的，才发现大家都使用纸巾。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茶花、玉兰花、郁金香、白桦树是何种植物，因为村里、洲上都没有这些，限制了我的植物经验。我对于村里、沙洲的植物知识的随性知解，已经无法应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了；没有感性经验的依托与支撑，我的想象力仿佛是无本之源，只能凭空驰骋，更无法完成《红楼梦》这般百科全书式作品的阅读。很多年后，我的植物学知识得到扩展与深入，才知道茶花、玉兰花、郁金香，都可以分红色、紫色、白色、黑色，只不过黑色品种比较珍贵，物以稀为贵嘛。再回过头来写小说，我发现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世界的把握，变得游刃有余，四通八达，而且发现自己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文学路。
初三班里一个长相文静、皮肤白净的男生，有一本金性尧注解的《唐诗三百首新注》，青绿色封面，繁体字竖排，拿到班里炫耀，传阅了几个人。我只翻阅了一天，不到一半，沉浸其间，爱不释手，可惜很快就被他索回去了。清楚记得书里的第一首诗是张九龄的《感遇》，“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而最后一首诗是杜秋娘的《金缕衣》，“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它们从意义上刚好对应相反。不久，那个乖张的男生竟然当着我们的面，亲手撕毁这本书，故意朝天撒了一地，像是周伯通撕毁《九阴真经》。书是他的，他爱怎样就怎样；既然自己不喜欢，干脆就毁掉它。大约是此次集中阅读了一些唐诗，“不会吟来也会吟”，我开始断续写了一些古体诗，主要是七绝、五律。只要集中阅读了一些古诗，悟性很好，感觉很好，不用研读《佩文诗韵》《诗韵新编》，我就能够写一些古体诗。为了写诗，为了押韵，我到底买了一本泉城版的《唐诗观止》，一本秦似的《现代诗韵》，一直用了二十多年，而且意境和押韵都有点“现代”。我成了当代中国善于写作新体诗和古体诗的双料货，有点罕见。
家里没钱买书刊，让我很自卑。有的喜欢文学的中学同学，无论初中高中，只要家里有钱，就会购阅几份《人民文学》，跟随时代潮流。他们的经典动作姿势，是手拿一份最新的《人民文学》，在太阳底下快步走着，缓慢走着，神采飞扬的样子，不时用余光瞟一眼周围，享受他人的羡慕神色。我只能买几份便宜的《语文报》，时常翻阅，里面内容丰富，文字短小，由此结识了普里什文的小品文，以及郭沫若、刘湛秋、赵丽宏等人的散文诗。那时候，偶尔从同学处借阅过一本《少年文艺》，或者自己买了一本，大多是少儿小说、校园小说，只记得里面有一篇夜晚捕鱼的作品，很生动，不禁想起儿时课文里的《打猎》《鸬鹚》《唐打虎》《钓鱼》，而捕猎是我亲近自然、培养野性的一种方式。受了这篇小说的激励，有天夜里我打着手电筒，在邻居桐家门前的大草沟里，捕捉到一只大青蛙，两条大腿弹跳有力。因嫌弃它身上的腥味，我放生了回去。
同村的荒那时候也喜欢文学，在某小报发表过一首散文诗，还买了一些重要的文学书刊，时常翻阅。店主很有钱，舍得给子女的教育与爱好进行投资。我经常去荒家玩，名曰家族男孩之间走动、聊天，实则主要是去看那些文学书刊，就地阅读。一时无法读完，兴味盎然，偶尔能够借阅到两本刊物，如《人民文学》，拿回家细细翻阅品味，过几天再去还给他。其中，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刘绍棠的《红肚兜儿》，这两个中篇小说让我激动不已，印象极深，算是接触到当时流行的小说。前者是时代反思的南方城市小说，甚至是妓女题材，突出改革开放下羊城青年的人生选择。男孩跟女孩热恋，做那事时，被深爱的她狠狠要了一口，流血了。后来，女孩堕胎并分手，偷偷去羊城做妓女，变得华贵而俗气。男孩赶过去见面，没能挽回局面，而女孩不幸被条杠抓走，结局凄惨。小说富含激情，对人的微妙感情有所深思。女人一旦变心，就完全变了，而男人即使暂时变心，也终究会回头。后者是比较传统的乡土小说，语言朴实，是一个北方运河女人的传奇人生。尤其是出嫁之夜，她被一个并非丈夫的土匪头子粗暴占有，夺去初夜权，又撕红袄子，又撕绿裤子。她无法自顾，最后被占有，还差点晕死。这个情节太艳丽，太刺激，以致我很久难以忘却。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红肚兜儿》被改编成了小人书，当时未及时买，如今网上拍卖，已经很贵了。读大学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课程介绍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我忽然想起以前读过的小说，名字很像，以为是它，赶忙找来阅读，发觉不对，是关于艺术学院音乐教育的。经过比对，推断可能是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久而久之，就记住它了。如今找来阅读，发觉是短篇，感情故事同样发生于南方都市，但是基本情节不对，女主设定不对，人物关系不对，而且作者应是男作家，因为是男性视角。通过超星期刊平台，搜索那个时期《人民文学》的作品，我查到张弦的《请原谅我》，在题目上比较相似，又找来阅读，依然失望。作者名气不大，容易让人记不住。喜欢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我，这次确实失望了。最后，突然转换思路，顺着《红肚兜儿》的同期刊物查去，我查到徐海滨的中篇《写给男人看的故事》，赶紧买来这期《人民文学》，发现人物、情节、地点都是相符的。没想到，这期里还有翟永明的长诗《静安庄》，是艰深晦涩的朦胧诗，而这是当时喜欢诗歌的我无法解读、欣赏的。
在家里，母亲、父辈们、亲戚们时常贬抑我，没有鼓励我，帮助我，因而文学梦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像路边的一棵花树，自开自落，孤芳自赏。母亲还会将我留在家里的文学书，毫不犹豫借人，送人，当引火纸烧掉。县里叔叔、村夫见我喜欢谈论文学，就皱眉头。在学校里，语文老师、数学老师时常贬抑我，没有帮助我；只有高二时的语文老师鼓励我写作，还给我借阅《冰心散文选》。一座沙洲上的中学，根本比不得镇里、县里、地区里、省里的中学，没有一个文学社团，没有一个中学生刊物，连自办的油印本都没有。加上慢性结膜炎的长期折磨，我变得越来越自卑，缺乏安全感，总是担心有坏事发生。
所读的印象颇深的课余作品，还有刘绍棠的散文《榆钱饭》，严阵的散文《牡丹园记》，闻一多的诗歌《一句话》，拜伦的诗歌《她走在美的光影里》，华兹华斯的诗歌《咏水仙》，优美，含蓄，温情，落寞。这些都是从所借阅的语文课外读物里读到的，有的可能是高中读到或再次读到的，具体阅读时间与所借出处，就不记得了。《榆钱饭》写灾荒年月年轻的姑妈打下榆树的嫩叶，做香喷喷的榆钱饭，此种温馨记忆一直延续到姑妈年老。与古文《芋老人传》题旨开掘不同，乡土气息浓郁。当时我还不知道，刘绍棠和从维熙都是属于我所喜欢的“白洋淀派”。《她走在美的光影里》，初中时即从收音机广播中接触，心领神会，在屋后树下行走，那飘渺的声音过水而去，不知所踪。喜欢拜伦完全出于偶然，那时节只接触到这首诗，赞美年轻女性的魅力，具有唯美主义的抽象倾向，不惜夸大其词，玄之又玄，却似乎出于我的最高需求。接触到真实自然、更加喜爱的《雅典的少女》，则是几年以后的事。最后，我跟尼采一样喜欢拜伦的《曼弗雷德》，一个遁入山林的厌世者。正如卢梭隐居圣皮埃尔岛，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尼采隐居恩加丁山谷，海德格尔隐居托特瑙山。
那时候的我，开始对文学里的各种动植物深感兴趣，总要进行查询探究，如果村里没有，沙洲上没有，县里一带没有，我便感到作者不知所云，深感失望。我不会去认同一个不熟悉的动植物所承载的文学意义，那些所谓经典也就缺乏必然的艺术魅力。比如紫蓟花、芙蓉花、湘妃竹、海棠花、芍药花、芭蕉、黄水仙、鸢尾花、丁香花、榆钱、马尾松、黑松、松鼠、苍鹰、云雀、孔雀等，很多是我所不熟悉的，就极大地限制了我的认知力、想象力。那时候，我读了雪莱的《致云雀》，很喜欢这个“欢乐的精灵”，“以酣畅淋漓的乐音，不事雕琢的艺术，倾吐你的衷心”，却因村庄、家庭、学校教导的缺失，不知道云雀为何物。相比之下，《西风颂》容易被理解，可惜我不喜欢西风，尽管我出生于秋天。我们接触到的文学读物里，雪莱总是高于拜伦，而我其实不喜欢雪莱，更喜欢拜伦。后来我才知道，云雀就是洲上麦田里经常听到婉转鸣叫的小鸟，精明异常，奉行“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我曾几次深入麦田探看，可惜都难以捕捉其踪影。因此，我恨透了枯燥无味的学校教育，贫乏无度的家庭教育，更喜欢自然和生活这两本大书。这为我多年以后遁入山林、研习博物埋下了重要伏笔。
那时，还没有“新概念作文”的说法，更无“读者体”“意林体”的说法，只是自己感到语文课的教法已嫌多余，于是将用词造句的题型，当做作文的语句语感练习，得心应手，其乐无穷。我很喜欢偶尔读到的《读者文摘》《意林》里的文章，但是我几乎没有受到它们的影响，而是全凭自己的艺术感悟与生命体验。为了“捍卫”自己的理解与发现，我甚至跟语文老师有了一些争执。我的用词造句很特别，实际上是在写自己“作品”中的语句，句子有点长，字数有点多，不是写给老师看的。懂得了一般词语、句法与标点运用之后，我的用词造句变得严谨起来，字斟句酌，反复沉吟，有时竟然忘了是在写作业或考试。在所有标点符号中，我对分号情有独钟，对破折号极为反感，仿佛是个做编辑的天才。在所有修辞手法中，我对博喻情有独钟，认为最能显示万物之间的联系和语言艺术的强度，仿佛自己是个天生的博物学家、修辞学家。
对于词、词性、词组、修辞手法，我背得滚瓜烂熟。名、动、形、数、量、代、副、介、连、助、叹。我还发现课文讲解里少了拟声词。双声、叠韵、叠音、连绵，这些奇怪的词语是我的最爱，具有修辞功能。主谓、动宾、偏正、并列、补充、介宾、的字、所字。修辞手法里，我最喜欢隐喻、博喻、排比、反语，很与趣味，觉得顶真有些造作。对于用词，我和王老师偶尔会持有不同的意见。他批评一个学生用词造句“我的母亲从不任劳任怨”中，误用了“任劳任怨”一词。该词见于散文《回忆我的母亲》，词义是褒义的。我当即表示反对，说如果同学的母亲真的很难懒惰，从不任劳任怨，那么这个词语就是用对了。这正如用“漂亮”造句，“她长得不漂亮”也是用对了。用关联词“即使……也……”造句，“他即使失去生命，也要出卖朋友”，也是用对了。由此可见，语文从组词、造句、作文，处处体现着思想内涵，跟数学不一样。其实，楚剧《站花墙》里，王美容唱了句“罄竹难书我衷肠”，这才叫成语误用。可是王老师是权威，最终将我的声音压制下去。有时，我在造句、作文里用一些“或人”“懵懂”等罕见、生僻的词汇，都会被王老师用红笔圈出，责令改正。我对文学语言探索的最初兴趣，因此逐渐被他扼杀了。
令我困惑不已的，还有方言词汇与书面词汇的区别，现实生活中明明充满方言土话，只用规范汉语作文是不是脱离我们的实际生活？方言词汇里很多字词找不到书面词汇对应，而且发音古怪，无法拼写，这让我很是委屈、为难，最终倒向了书面词汇的怀抱，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那时，顺序、倒装、疑问、反问、祈使的单句已成小儿科，我对复句、长句开始迷恋起来，“即使……也……”，“尽管……还是……”，各种并列、承接、递进、选择、转折、因果、条件、假设的复句，显示出一种极强的逻辑性、精准性，这些暗暗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以至于平时说话也运用了这一思维，却引得别人发笑，以为是学生腔。难度高、挑战强的，是以复句为基础的多重复句即长句训练，写起来有些绕口，分析起来有些费舌，但是我极为喜欢这种语言的森林、词语的迷宫，每次写起来，洋洋洒洒几十个字，甚至是一个段落，一挥而就。
开始只是以为在造一个长句，完成造句训练的任务。后来，明白这是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的用法差异，中国多用短句，逻辑性不强，而西方相反。再后来，我发现这种长句有利于训练我内在的激情与才思，很多才气逼人的作家都喜欢运用长句。我自己私下不断捉摸、探索长句表意的可能性，有时在作文里，一个长句就是一个自然段。
教语文的王老师不喜欢我的通篇作文，有时却将这种奇特的自然段落挑出来，作为范例加以表扬；他喜欢一个男生用漂亮词句写内蒙古大草原的风景，而我感兴趣的是语言即词语本身。在自己的小本子里，我甚至运用一个长句，写完了一篇小品文，中间的逻辑联系绝对严密。写完了这个长句，我如释重负，既然无人欣赏，不如撕掉，恰如黛玉焚稿断痴情，了却一桩心愿。最后，我觉得长句毕竟有别于现实生活的造句习惯，逐渐放弃矫揉造作的长句运用，改用符合中国人习惯与趣味的短句形式，且注意遣词造句，险怪与自然杂糅其中。
那时，唯一没有被王老师修正的，是我用钢笔练的正楷字，他大加欣赏，公开表扬我是全班写字写得最好最快的人。我用未经临帖、自己捉摸的正楷字，抄录了林黛玉的两首诗《问菊》和《咏菊》，在《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和《散文知识与写作》的扉页，似乎是与她形影相吊。自幼沉迷于《红楼梦》的我，没有成为备受宠爱的贾宝玉，却在自己的精神塑形里，成了宝黛合体的双性人。尊重女性，有女人缘，喜欢幻想，自怨自艾。至今，我的书架里还保留住了前一本书。林黛玉仿佛是杜丽娘，在那扉页里灵动起来，对着一丛菊花，顾影自怜，轻声吟唱。因为自己出生于秋天，命脉所系，我还背诵、抄录了黄巢的两首菊花诗，《不第后赋菊》和《题菊花》，跟曹霑的两首菊花诗形成对比，一文一武，自相矛盾，任我驰骋，足以见证我的矛盾性格与全频气度。
那时，我从《语文报》上还读到刘禹锡的两首玄都观桃花诗，陆游的四首沈园爱情诗词（犹自记得“满城春色宫墙柳”“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朱德的几首咏物诗，以及刘湛秋、普里什文等人的散文诗。我还对自己小时候唱过的民歌、听过的民间故事、熟悉的谚语、熟语与歇后语，忽然倍感兴味，凭着记忆，逐一记录下来。有关天气的谚语最实用，如“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云往东，雨成风；云往西，雨成堆；云往南，雨沉船；雨往北，雨冇得”。
邻居本家的一个老头，其父亲是我的曾祖父的堂弟，据说以前读过私塾，接受了许多旧式教育。其名看似简单，实则很有学问，是《周易》卦辞开篇的两个字，很大气，却不为村人所知。村人的名字简单随意，几乎没有引经据典的。但是他似乎无福消受这份志向，一辈子孤僻消沉，郁郁不得志，甚而与村人格格不入。他的诸多言行被村人传为笑谈。他平时喜欢写各种祝辞、打油诗、三句半、四言八句之类，属于民间文艺。可能还写有一些古体诗词，我猜测。我将村里广为流传的几首打油诗记录下来，甚至跟他的遗孀聊天，打听他原作遗稿的下落。那个喜欢跟我母亲聊天、给我讲故事的老太，感叹说遗稿全在阁楼上的箱子里，烂纸一堆，然后警惕地盯着我，拿别的话题岔开了。她家儿女全是农民，后来出生的孙子也是农民。那些遗稿肯定全毁了。这份文化遗产算是废了。
那些被我抄录在一叠方格信纸上的民间文学作品，不过五六页，而我甚至有在村里采风的冲动，连续予以补充。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天，同村本家的荒到我家来玩，看见书桌上的一叠信纸，不顾我的犹豫与遮掩，强行打开观看，而后悻悻的，讪讪的，显出轻蔑不屑的样子，不免让我有些恼怒。等他一走人，我便赌气撕毁了那一叠文稿。我是预感到不妙，想及时收藏起来，被他锐眼发现，抢过去看，闪着眼睛，然后出言不逊，打击我的积极性，使得我采访、收集民间文艺的积极性大为挫伤。喜欢表态，喜欢评论，显示自己的立场，同时小肚鸡肠，挖苦讽刺，害怕别人出人头地，这是老家很多人的臭毛病。
复读初三时，我十七岁，遇到难得举行一次的全校作文竞赛，而且最难得的是不限文体，不限题目，不限题材。两个班的人全部都参加，在各种自教室里当堂写作，像是一场考试，各有两个老师监考，不容作假。我拿到油印的试题纸，极为兴奋，一番权衡，依然选择小说形式。喜欢自由自在、倡导自由主义的我，最喜欢作文竞赛“三不限”，而一经严格限制，我可能就没戏了。该故事以曾在我家做帮工的一个村人为原型，兼及我们茅店村的某些人事，做了大量加工，具有人道主义、文化主义与趣味主义的色彩，而且是一篇散文化的乡土小说。
那时，小说阅读量极少的我，并无小说文体的切实概念与常识，有些随心所欲，全凭自己的趣味与感觉，第一次创作大篇幅的文学作品（相对于平时的小作文、私人札记），竟然玩起了散文化、诗意化的小说。可能我那时对小说《红楼梦》深有体会，领悟到了一些细腻深致、秀丽哀婉的小说笔法。可能我那时看过刘绍棠的散文《榆钱饭》，在叙事与写景、议论中兼顾推进。我的文学处女作竟然是一篇乡土小说。这篇三千字左右的、乡土气息浓郁的短篇小说《茅草小传》，意外获得初三组一等奖的第一名，也即全校第一名。红榜张贴，我一时成为班里的“才子”，引起班里许多女生的仰慕，主动找我搭话，虚心求教。比如询问我平时看何书刊，喜欢哪个作家，文学观是什么，还写了哪些作品，是否发表过作品。那年是虎年，大约是属鸡男的转折年，桃花星四射，让我有些飘飘然。家境困难的我，最在意的竟然是没有奖金、奖品。
其实，在作文竞赛时，我便隐隐感到一个监考老师的异样目光。他是教历史的，是我们同村的人。他来回走动，看过很多同学在写的作文，在我身边停下欣赏时，便啧啧有声。他跟另一班的同为监考的语文老师交头接耳，我也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热烈赞赏。王老师不是我们那天的监考老师，而是在另一班的考场监考。按照评阅规则，他不负责我们班的作文的初评，等到两个班汇合，才进入总体的复评。事后，他沉吟良久，踱步过来，跟我搭讪，称我是“开了窍”，然后没有别的话说。假如他负责我的初评，估计分数不会最高。他其实不理解我，不欣赏我，若是被安排在我们教师监考，可能会让我有些压力和包袱。
不久，班主任大约想搞一个语文教学改革实验什么的项目，要将我们的获奖作品刻印存档，也不知是为了研究，还是为了纪念。他对我的小说的个别改动之处，还特地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时间及时回复，课后就用小纸条告诉了他。既然是蜡纸刻印总汇，总该送我们一本吧？最终没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项目。那篇小说的手写原本底稿，至今还在吗？后来，大约是两年后的高二，我极为想念这篇小说，就凭着自己强大的记忆力，将它重录，再予修改，留存至今，算是我十七岁时的处女作。那本初中时记录奇妙语句的小本子，早已被我撕毁，撒向校园角落的池塘，化作流水的垃圾，化作历史的尘埃。但是，这次获大奖只是昙花一现，随后作文中的一些议论文、说明文，因是被动写作、命题作文，我还是做得不理想，不合王老师的法眼。学习任务重，前程要紧。
因为顾虑重重，偏向学业与职业，我一直不敢全身心投入写作，只偶尔为之，且极少公开发表。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我的文学创作成效依旧甚微，还称不上是一个作家，也没有找到自己擅长的文体和题材，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里乱转，像是全能型。其实，那次昙花一现之后，我除了私下写一些被称做诗歌、散文、日记、书信之类的作品，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文学青年、文学爱好者。一个始终处于人生困境、放不开手脚的文学青年，注定没有枝繁叶茂的好局面。我庸人自扰，自甘堕落，保持沉默，看重生活。
创作《茅草小传》之后，依然是初三，我的写作兴趣大增，很想继续写作品。有次，我对教室正墙的水泥黑板上斜射的阳光有所感悟，突发奇想，很想写一篇幻想小说、奇幻小说。故事的大致框架我至今记得：古代的“我”偶然捡到一块玻璃，如获至宝，对国王说，它能折射美丽的光线，能照见真实的自己，能回到久远的过去。于是，“我”骗取了许多好处，包括官位、黄金和公主。最后我发动政变，自己做了国王。这篇幻想小说到底没有写成，主因是功课太忙，我分心写出来，恐怕要耽误一天时间。再说，我猜王老师不会欣赏这类无稽之谈的东西。没人指导，没人欣赏，我的超凡幻想力只好束之高阁，胎死腹中。
临近初中毕业时，班主任王老师举行一个主题班会，每人畅谈自己未来的人生理想，并说明理由。不记得当时同学们说了些什么，大约是工人、军人、医生、教师、科学家之类的。轮到我发言，我站起来，简洁有力地说：“我将来要当一个文学家，用我的文字描写理想，反映现实，感染他人，反思社会！”大意是如此。四十几人的班里，大约只有我说要当文学家。身为语文老师的班主任，只是看了我一下，嗯了一下，没再说话。其他同学发言后，他都会评价一下，轮到我发言，只有嗯了一下，不作任何评价。我有些失望，我和他之间似乎有些隔膜，他平时就不喜欢我的作文，我也干着急。我的整个中小学阶段的语文老师里，只有高二时的一个女老师喜欢我的作文。
班主任王老师的沉默，是一种回答，在他看来，我似乎有点拙，有点悬。小学写记叙文，我傻眼起来。初中写议论文，我同样惶恐不适。文学是感性的，形象的，情绪的，经验的，想象的，而现在却只需要抽象理性，许多超出我的经验之外。行动囿于沙洲，事件所知甚少，没见过世面，没研究过问题，如何对各种普遍性的现象和问题进行评议啊。写来写去，无非别人的套路和模式，缺乏个人的意见，缺乏新意，味同嚼蜡。还有什么演绎法、归纳法、类比法、反证法等论证方法，明显是模式化、概念化。我平时的语文作业和考试的议论文都写得一般，没有灵感，没有材料，没有观点，磕磕碰碰，谈何文学梦啊？我深感自己的才情被压抑，没有高人指教。语文老师的教法与标准过于古板，没有激发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却反过来质疑我的文学才华，质疑我的人生理想，苍天啊。
大约因为这次口出狂言，大约班里平时都知道我的爱好，大约我获得了全校作文竞赛初三组的第一名，一天晚自习，我身后座位的菌，偷偷推了我一下，问我还写了什么文学作品，我的笔名是啥。我说没有别的作品，但随口编了一个很长的外国名字，里面有很古怪的“古斯塔夫”字眼，大约是为了逗趣吧。我没解释明白，她也没听明白。她私下还拿着这个笔名，去请教身为班主任的语文老师。王老师看到的可能是古怪，女同学看到的可能是浪漫。菌是初中时唯一跟我“有关系”的女生，也是我文学创作的唯一铁杆粉丝。
初中时，我的绰号是“正楷快手”，我自号“古斯塔夫”。高中时，我的绰号是“多情公子”，“忧郁王子”，自号“混世魔王”。大学时，我被称为“酒协主席”，“朦胧诗人”，“桂花诗人”，自号“多余人”。汉皋工作时，我被称为“文书圣手”“国一嘴”“秋天诗人”，自号“刀笔吏”。到了江南，我的别号是“科幻教师”“山林诗人”，自号“北郭隐者”“王半仙”。中年后，自号“空明居士”，“愁容骑士”。这些都是后话。
初中时耽于幻想的我，到了高中时，除了偶尔写作一些散文、诗歌，一时兴起，依旧“即兴创作”一篇自鸣得意的奇幻小说。暑假之夜，躺在屋前竹床上，即兴讲给邻家孩子消遣的，一个关于蟒蛇的故事，讲了五个夜晚才讲完。我肚子里装着一大堆故事，别人讲的故事，《故事会》《小小说选刊》里读到的故事，各种报纸上读到的故事，小人书里的故事，文学书里的故事。出于娱人自娱的需要，我经常捡出其中最生动、最传奇且符合少儿思维的一部分，讲给弟弟、堂弟、表弟、邻家孩子听。其中讲得最多的是狼外婆、阿凡提、猎人、沙漠的故事。唯独这篇关于蟒蛇的故事，完全是我即兴自创的。邻家男孩经常赖着我讲故事，不久嫌弃我的故事讲完了，在激将法之下，于是我说要自创一部长篇。
按照讲故事的语速，每分钟180字左右，每小时一万字左右，每天讲述两小时，五天就讲了10万字。那一年，我应该是十九岁，也即读高一的暑假。这个自己口头创作、没有名字的长篇小说，有些写了提纲，有些打了腹稿，然后现场即兴发挥，或者根据听众的反应有意渲染，颇似古代的艺人说书，也即“说部”的关目提纲结构。这应该是我那时节的文学代表作，也是我此生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可惜其具体内容没有被及时记录下来，随风而逝。只消一月功夫，诸多细节便全部淡忘了。可能是我暑假里忙于看书、学习吧，只当讲故事是一种消遣，真正动笔补写、润色起来，可能要耗费一个月的时间，赔不起。况且长篇小说需要很多的纸张，这不是一个笔记本、作业本能够解决的。那个听过的邻家男孩，第二天就带了附近一个男孩来一起听，最后两天村里有三个男孩一起听，围拢于我的竹床边。随后，他们转述给村里其他孩子听，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有村人告知了我。现在，他们也该淡忘了吧。
我大体记得开头的几个情节和场面：芦苇茂盛的小沙洲，住着一户渔民，只父女两人，以捕鱼为业。女孩在河边玩耍，见河面漂流一堆柴草，上有一株红花。出于好奇，随水追逐。经过一片树林，花忽然不见了。晚上，女孩没有回家。父亲急坏了，翌日驾船，顺着下流寻找，素来光秃的树林开满了红花，很是惊异。天暗下来。河中间一条青黑色的埂子，是蟒蛇。渔民惊骇，绕道而行不得，准备跟蟒蛇搏斗，那东西没有害人，却是带渔民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最后，渔民也没有回来，只有一条狗坐在他们家门口，整天叫唤。因为故事太长，后面的情节就不记得了。这个属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的故事，很有江南水乡和乡土文学的色彩，如果需要追加一个题目，就叫《红花与少女》吧。邻家孩子最感兴趣的是蟒蛇，关键时刻承担重要的叙事推动作用。
后来我才知道，沈从文年轻时也喜欢给自己的九妹讲故事，一边写，一边讲，创作了14万字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他借鉴英国儿童文学巨著《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技法和风格，讲述十二岁的英国女孩阿丽思在中国城乡旅行的故事，具有荒诞色彩，是1920年代中国社会的寓言与批判。他创作这部此生唯一的长篇小说，还在著名文学刊物上连载，引起很大反响，而那时他二十六岁。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红花与少女》借鉴了陶渊明的散文《桃花源记》，语文课文里有的一篇范文，而且开头部分有点像沈从文的《边城》，但那时我并未读到这部中篇小说。到了大学，我在校刊发表了一篇乡土小说《听泉》，是我创作的第二篇小说，依旧是散文化、诗意化的风格。
我的初中生活，一边是枯燥无味的课堂知识教育，一边是自我表现的文学鉴赏与创作，与现实生活大大脱节，开始将我塑造成游离现实生活之外的“书呆子”，被村人一再嘲笑的“老童生”。有次，父亲和邻居大叔商量要借什么东西，邻居大叔要我代写一个借条，我只简单写了一个数字，他看后大为惊异，说我连借条都不会写，学校老师是怎么教的。经他指点，我才知道是如何写的。其实很简单，只需按照法律条文撰写即可。他没说错，课堂上老师只教如何写美妙而空洞的叙事文、议论文、说明文，根本不教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应用文写作。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竟然不会写一个借条！
整个初中阶段，我印象最深的英语课文，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的节选，题目叫《all these things are to be answered for》，反映了沉痛的社会现实，且其间有一个美丽且凄婉的少女。后来查证，这是我们高二时的英语课文。大约因为初中时读过大仲马的《黑郁金香》、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德希蕾日记》，都是自己课外阅读的文学作品，我后来对英法现代文学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和强烈的兴趣。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萧伯纳、司汤达，自然主义作家福楼拜、莫泊桑、左拉，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梅里美、拜伦，浪漫主义作家哈代、劳伦斯、夏多布里昂，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兰波、叶芝。尤其是夏多布里昂，性格、经历都很复杂，酷爱旅游和冒险，最后退居书斋，撰写卷帙浩繁的《墓畔回忆录》，死后安葬于故乡圣马洛港口的一座小岛，没有姓名和日期，只有一个十字架，刻着“自为墓志铭”：“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愿长眠于此，只听海声与风声，过路人，请尊重他的遗愿。”15岁的雨果曾经立志：“我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什么都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连篇累牍的《紫蓟传》，正是我的《墓畔回忆录》，哪天最终写完了，我该回天上去了。
初中时，我很满意的作品除了文字形态的东西，还有我不断做着的心理形态的梦幻，很有想象力，大约梦幻也是一种创作。
像是独自行走在故乡的江边，一片空寂迷茫。晓风残月，柳岸沙白，十里长堤，纤尘无痕，一切细腻、纯净而温柔，如风行水上。低头见地上有一个白白的小石子，拾起来，是自己的牙齿。
幽暗而凄清，我坐在水边，不知在等待什么。一只巨大的奇鸟飞来，落入河里，拼命挣扎。我赶紧下去，逮住它。似锦鸡，又似凤凰。据说此物种已涉临绝迹，似是最后一只。
乘小船漂到一座小洲，循着叮当的打铁声走去，树林茂密，山包上一座白色的石屋，由整块大理石雕成。进屋，上楼，叮当声是从楼顶发出的。爬上楼顶，荡然无存，唯有绿树环绕。
行至江边，绿树成荫，怪石嶙嶙，昙花瑶草，雾气迷蒙。正沉吟间，一艘画舫划来，船首站着两古装美女，冲我微笑，邀我上船。我登上船，她们示意我进去，我掀开船帏，里面竟是一个狰狞丑陋、披黑斗篷的老妖婆，怪笑着伸出利爪。我被抓住，也似被压住，吓得大叫。
一位少女遭人逼迫、追杀，到了一处悬崖峭壁边。她倒下悬崖之际，我飞身跳下，抱住她，手里抓住藤蔓或峭石。经过一番跟斗，终于杀退敌人，救出少女。高兴之余，见一张纸条上写有我的名字：“狄人杰”。难道我前生是狄仁杰？但是，我对此人并不感兴趣啊。
初中时节，与我同时做着文学梦的不止我一人。那次作文竞赛，初三组一起得奖的后两名，是班里的女生蓿与葫，她们都是《人民文学》的持有者、阅读者，是我羡慕的两名女文青。《人民文学》那时大约一元钱一本，而这些钱可能是我五天的菜钱。自从获奖后，我转而成为被人羡慕的文艺青年，时不时得到她们的亲近与问候，大多是问我最近写了什么作品，而非跟我约会谈心。跟我约会谈心、月下散步的文艺女生，到了高中时才出现。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不是某个老师，不是某个亲戚，也不是某个报刊，而是现实生活本身，事我自身的思想素质，因为我往往是凭借自己的生命去感悟，去写作，走的几乎是“野路子”。
进入高中后，我和葫还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她似乎不在意学习成绩，不在意高考，彻底滑向创作，兼做了学校电台的编辑，学校小草文学社的成员。她偶尔特地来找我，郑重向我约稿。我们平时没啥交往，但是那次作文竞赛的“同袍之谊”是牢固的。蓿于初中毕业后，托关系直接进入某厂工作，很多年以后，路上遇见我，主动打招呼，特地问我还是否搞创作。我说有时写写，然后反问她。步入社会的她，茫然摇头，露出一丝苦笑。她俩都有长相，有文采，有灵气，待人真诚，比我上大学后遇见的一些女生，要强很多。最适合我的女孩，可能就在中小学阶段。此后我遇见的女孩，越来越离谱，几乎个个都是妖魔鬼怪，兴风作浪。昔日在林间跳舞的少女们，有的进城做工，有的辗转求学，有的爱上老师，有的搭上表哥，先后都到城市定居、工作，各自走着不同的进城之路。
在文岭中学，萍比我早一届，是班里的著名才子，用今天的话说，是美男作家。他经常手持一份令我羡慕的《人民文学》，说些俏皮话。晚自习，班主任在教室外看着学生自习，他说“野耳朵在偷听”，气得班主任教训他。他与我的唯一联系，是他与邻家女孩柚相好，同一个学校，最终成了我的邻家女婿。但是，我们相处不来，天生不合，因而他宁愿去接近那个后来偷车被抓的邻家男孩，都油嘴滑舌。美男配美女，美文加美情。他们爱得昏天黑地，像是在创作一部乡村爱情小说。在教室后的野葱地，在那几丛水竹之间，他们竟然私拜天地，盟誓爱情。初中毕业后，柚外出打工，他私下送她到河边，至情至义。
不顾父母的强力阻拦，他们到底结婚。婚后日子艰难，萍于是放弃文学梦想，跟随哥哥改卖猪肉，沿村叫卖。生意不好之时，他就抢夺哥哥的老主顾，冒名送货，将半头猪肉送到指定的一家饭店里，及时出手。哥哥得知后，气得发狂，手拿一把杀猪刀，满村一路追杀，到底砍伤了他。我考上大学后，他似乎酸溜溜的，趁我不在家，向我母亲借去我留在家里的所有文学书刊，再也没有归还。经过生活的一再磨练，他后来成了作家吗？其实，我在大学能坚持读中文系，已是对得起当初的梦想与豪言，即使没有成为作家，也算是痴心不改。
很多年以后，我在石门一家印刷厂打暑期工，偶遇前来提货的王老师，很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一日为师，终生为师。将近老年的他，木木地望着我，微微点头，似乎不认得了。我说出自己的名字，他想了半天，不置可否，还是微微点头。可能被我的突然出现给整蒙了，他取了一堆崭新的作业本，匆匆走了，老板娘忽然记起没给钱，赶紧追了出去，弄得场面有些尴尬。据说，他在原来文中的门口开店，每天忙于做小生意，有些颓唐。
其后，在蜿蜒曲折的鹞子湖山路上，我去姑妈家拜年，偶然遇见王老师的女儿小堇，也是我的同班同学，都骑车走亲。她是个爱说爱笑、脸蛋胖胖的女孩，以前很少跟我交往。此时节，她变得成熟了，漂亮了。她没有忘记我，热情打招呼，似乎一见如故，还保有亲密的同学情谊。她外祖母家，我姑妈家，都在那附近，而我们初中毕业以后，就只遇见过这一次。人的记忆与感情，大约与身份、性别有关吧。小堇一向朴实本分，似乎全无父亲的文学基因。不过这样也好，少在人间受罪。文字的大厦是一堆废纸，而思想的芦苇是极其脆弱的。
很多年以后，已然中年的我，偶然看到一本新近初三的《初中语文》，版本不同，有些范文似曾相识，如《岳阳楼记》《醉翁亭记》。那个曾经痴迷文学的男孩，离我已经遥远得似曾相识，若有若无，只是相册里发黄的三寸照片里的一个点。一个斑点，一块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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