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先生所著的《人生》，是部中篇小说，分为上篇、下篇两个部分。书中的时间点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那时候城乡壁垒仍然存在，而且差距非常大，接受中高等教育能深刻影响或者改变一个农村年轻人甚至一家人的命运。
小说以青年高加林为主线，叙述了高中毕业的他失去民办教师资格仓皇回村、借助亲叔的关系风光回城、被举报后最终落魄返乡三个阶段的经历，以及在此期间与农村姑娘巧珍、城里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情感纠葛。
本书故事脉络单一，没有宏大的故事背景，文辞浅显亲切。路遥先生对人性总怀有善意，圣人相信人性本善，路遥先生同样如此。无论是后期的《平凡的世界》，还是早期的这部《人生》，两部著作看起来都像是写给青年人的童话，亦像是燃亮在暗夜里的一盏灯，带给万千平凡又茫然的年轻人以慰藉。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路遥先生以“人生”为题，书写高加林短暂的跌宕起伏，题目有些大，因为高加林毕竟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以后波折不定的人生之路还很长很长，冠以“人生”这个大帽子来扣合他区区几年的人生节点，未免有些帽重身轻。青年高加林的一时得失，无非是兜兜转转，空忙一场，最终还是回到了从前。这个“从前”不单单指回到过去，而是指当下能够让他暂时安心栖身的归处。
在《遥远的救世主》一书中，提到了“井沿”这个词，用这个词来形容书中的主要人物高加林、巧珍、黄亚萍，那么高加林就是被人拉到“井沿”边上的人，巧珍就是永远在“井下”的人，黄亚萍则是身在“井上”的人。
高加林接受到了高中教育，在他所处的年代，能接受到高中教育已经是超脱了身边太多的年轻人。借助于教育，他开阔了眼界，但是因为高考落榜，他不得不面临回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人生。因为“民办教师”一角，让他暂时远离了土地，但这也只是一份暂时的工作，随时都有被替换或者被清退的可能，所以他是有幸到了“井沿”上，但是并没有远离可以吞噬他的“深井”，或者没有能力远离“深井”。
身处“井沿”边上，就是进退维谷的局面：工作是由别人安排，自己并没有主动权，最初被替换，最后被清退；生活容易妥协，在无外部强力的作用下，他甚至甘心于“井下”了，无论他愿不愿意提着篮子去城里卖馍，愿不愿意去城里拉粪，愿不愿意被城里人嫌弃，以后他都得去、都得面对；爱情方面更是彻底地渣，他回到“井下”爱巧珍，来到“井沿”爱黄亚萍，跟童话里那个一路掰棒子的狗熊一样，见异思迁，不懂珍惜，认识不到什么样的人该珍爱，什么样的人该远离，逃不脱镜中花、水中月、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宿命。
返乡前，他在宿舍里突然良心回归，脱掉皮鞋换上了布鞋，泪眼婆娑地忆想起巧珍一针一线饱含的爱意，但一切为时已晚，毫无意义，已经太迟了。
巧珍没有接受过教育，并不识字，虽然生活在最底层，但是她心地质朴善良，对生活、对爱都有追求。对高加林，她是用了点心思的，但是这份刻意，也仅限于对爱情的向往，她原本还有跟着高加林一起“爬到井沿上”看一看的美好愿望，但是这份纯真被高加林亲手打碎了，她因此认命回归到了“井下”，嫁给了地地道道和她一样生活在“井下”的马栓，尽管如此，她也并未记恨高加林，最后还帮着回乡的高加林谋求生计。“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不读诗书的巧珍不负高加林，识文断字的高加林却远配不上巧珍。
黄亚萍是生活在“井上”的人，遑论后天的努力，相较于高加林和巧珍，她的出身已是超乎寻常地优渥，作为“井上”人，她有“井上”人一切精致利己的高贵特征：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需，大胆地去争取，而且喜欢在任何事情上都掌握主动权。所以在爱情面前，她可以做到游刃有余，果断取舍，当她觉得回到“井下”的高加林配不上她的时候，她可以舍弃，当她觉得回到“井沿”上的高加林似乎又能配得上她的时候，她可以不顾阻拦，果断舍弃跟她一样已经在“井上”的张克南。她想要的精致生活，断然不是身处“井沿”上的高加林所能给予的，两个人或早或晚都将分崩离析，这是旁人轻易就可以预知的未来。
在第二十三章结尾，路遥先生特意标注了“并非结局”。对于爬到“井沿”上的高加林而言，声泪俱下的回归确实不是结局，看过了“井上”广阔的天与地，一眼见底的狭小深井，又怎么能圈囿他已经躁动过的身心？再说，让他遐想的巧珍已嫁做人妇，还有什么能够牵绊他甘于留身在一方贫瘠的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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