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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史维度:探索中国古典诗词叙事的可能性(中)

西方音乐史维度:探索中国古典诗词叙事的可能性(中)

作者: 莎士比哎呀 | 来源:发表于2018-12-03 00:09 被阅读0次

          顺着上次的脑洞开下去。当我们再回看古典时期音乐,似乎也有类似唐诗的韵脚和格律。唐诗隽永,而古典音乐的精典依然不输。

          王维书画双绝,官至尚书右丞活了六十岁,后世称为“诗佛”。相比起来,海顿(Franz Joseph Haydn)德艺双馨,被匈牙利最有权势的埃斯特哈齐王子(Prince Esterhazy)任命为宫廷副乐长,活了77岁,后世称之为“海顿老爹”。

          海顿是个好老人——因为真的很老,他的善良和勤奋给他带来了好运,那时候的音乐家还相当于贵族老爷的仆人,对于老爷们的压迫,贝多芬早就撂挑子不干了,连巴赫这老实人也受不了教廷剥削,海顿居然在宫里开始了长达30年之久的音乐仆役生活,简直比公公还能忍。王维在安禄山攻陷两京之后选择出任伪职,肃宗战乱平息后,王维被下狱,交付有司审讯。按理投效叛军当斩,但因他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又因其弟刑部侍郎王缙平反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王维才得宽宥,降为太子中允,后兼迁中书舍人,官终尚书右丞。此后王维看透世间种种因果,开始醉身诗画。

          王勃光昌流丽,滕王阁序开大唐骈文通俗化、格律化之先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可谓是千年一咏;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光明单纯,《唐璜》《费加罗的婚礼》写的透亮热情。

          李白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妙手一挥创就世纪强音(第九交响曲)。这些你们都知道了,我来说点黑历史。其实李白显然是一个性格不太好的诗人,也是生活习惯极差的艺术家,一不开心就仗剑去国“我辈岂是蓬蒿人”,一不满意就“长安市上酒家眠”——好基友杜甫如是说道。而且酒德也不太好,喝醉了要唐明皇身边第一秘书高力士脱靴;喝醉了不文明劝酒,逼别人喝,还不能停。因为喝上了点好酒就要珍馐美味佐酒,(烹羊宰牛且为乐、钟鼓馔玉不足贵)这是奢侈的资本主义。贝多芬也是邋遢鬼,坐上钢琴是神,下来是屌丝。日常生活脏乱差,内裤袜子到处甩,酒壶夜壶傻傻分不清楚。

          还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女人见一个爱一个,全是他hold不住地那种颜狗拜金女(有女孩嫌弃他的地位和丑),因此老光棍一个。对比李白,虽然同样见一个爱一个,但人家三妻四妾,甚至两个名门之后,你看看他好歹“儿女歌笑牵人衣”体会到家庭生活的快乐,既有儿女之福,又有贤妻打理生活。但是别以为李白就这么一直幸福下去了,这家伙太作,一不高兴就跑了“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以现代眼光来看,没有作为男人的责任感。差评!

          然而,这两位还都自我感觉良好,并且有一种叛逆个性。贝多芬和歌德路遇王公近臣、少爷公主,人家歌德多牛逼的人物,怕的赶紧脱帽三十度下腰,跟小日本似的。老贝呢?嘴里嚼着泡泡糖等人家来给自己打招呼。老李头更狂:“天子呼来不上船”——好基友杜甫如是说道,而下一句可能是:“我李白是个旱鸭子,坐船晕了怕吐您一脸。”“安能垂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搁现在就是“老板要劳资给他敬礼,不开心,劳资不干了!”

          在另一个方面,李白和贝多芬都是非常会包装自己的艺人,李白懂得抱大腿,刚出剑南靠的是大佬司马承祯上位,到皇城根下立马带着《蜀道难》去见贺知章,名气逐渐飘到李隆基耳朵里。晚年又是跟着老板永王李璘而受牵连,被贬夜郎,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贝多芬懂得见风使舵,懂得迎合受众的音乐偏好(当然只是贝多芬的前期)

          杜甫的苦愁和悲悯对上了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潦倒和兼爱,舒伯特把一生的心血奉献在音乐领域,他们希望人们能够陶醉在音乐中,而暂时忘却残酷和困苦的现实。——所谓“人间不值得”;而杜甫则希望人人能得保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首诗广泛表现出杜老对于人间的眷恋。

          白居易是复古的,可是他的这种复古是对上一个黄金时代的追忆,是对绚烂凋零、物是人非发出的叹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也是复古的,一直追着贝多芬的脚步,继承他的衣钵,固执地追求古典主义甚至在他那个时代有点反潮流。雄浑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与洋洋洒洒的《长恨歌》匆匆相会,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失。

          实际上,在唐代的诗歌中,已有浪漫主义的影子,如同古典时期也掺杂了浪漫的臆想。譬如李白的浪漫和李商隐的浪漫是不同的浪漫,李白是雄浑的浪漫,李商隐是忧郁的浪漫。李商隐是唐朝的舒曼(Robert Schumann),在舒曼身上,浪漫的诗意想象力和他自我的那种忧郁敏感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舒曼的爱恨和情仇对于风格的影响远远比舒伯特或者贝多芬重要。每一个生活的经验对于舒曼都如有神助,他在用音乐还原生活,解释生活。而商隐的诗歌创作,开始时醉心于李贺那种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清倩流丽的诗体,他有意加以仿效而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比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结婚不到12年,李商隐的妻子就死了。他的悼亡追忆之作,如《正月崇让宅》、《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无家而作有家之想,血泪写成,令人不忍卒读。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同样忧郁的还有李煜。那种家国不在的悔恨跃然纸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肖邦(F.F.Chopin)是一位忧郁的英雄,他跻身上流社会却拒绝“俄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他客死他乡却要求把心脏送回华沙,他的音乐虽然沉郁甚至痛苦但不时却如同惊雷一般的力量打通你的天灵盖,这种力量甚至有时他自己都驾驭不了,赢弱的他会对热心推荐他、演奏他钢琴音乐的李斯特说道:你比我更完美的诠释了我自己的音乐。同样的力量也在李煜的文字底下暗流涌动“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他却没有办法回到故国。

          李煜和肖邦的爱情也同样是充满了灰色调的悲剧,乔治桑(George Sand)就是肖邦的小周后,李煜就是乔治桑的肖邦。或许在不同的时空里肖邦也能抚摸着小周后的手掀起罗衾作霓裳羽衣曲,李煜也能同乔治桑在小酒馆里讨论一下现代诗歌。


          进入宋词的艺术中国变得更加灵动;而西方的浪漫主义则更加自由。

          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是西方音乐史上的奇葩和鬼才。他才华横溢,但又风流倜傥,吃喝嫖赌抽一样不差,却依然是万人瞩目的天才。他的不羁估计只有柳永能理解。那站在神坛之上落寞化作“奉旨填词”的谐谑,那没有知音、无从倾诉的痛苦化作烟花巷陌的“柳词”,估计是只有他玩得出来的文字游戏,他的神经质,他的忧郁,还有他的颓废跃然纸上“匆匆相见,懊恼恩情太薄。”“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词之大家,也无不受惠于柳三变。而帕格尼尼更是开启了浪漫主义的先河,柏辽兹、舒曼、李斯特、勃拉姆斯、肖邦、拉赫马尼诺夫都是帕格尼尼的拥趸,搁今天就是铁粉,不仅追星,还要改编、变奏帕格尼尼那美妙的旋律。

          两人惊人的相似甚至出现在死后,帕格尼尼由于魔鬼的传闻难以下葬,柳永因为身无分文,也无家室,一帮名妓凑一笔钱为他安葬。所以天才无法安然离去,帕格尼尼与柳永的人生重叠在一起。

          苏轼的豪放激昂对上李斯特的活力澎湃,苏轼几乎是北宋诗坛的领袖。苏门有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李斯特(Franz Liszt)同样有王者气度,魏玛因为他的存在而取代维也纳成为“新音乐之都”经他手提拔过或间接推荐过的音乐家就有瓦格纳、肖邦、柏辽兹、斯美塔那、西贝柳斯等等

          秦观的感伤词作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我们一提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便对他的这种审美认同,表示这就是中国人的审美。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具有显著的、优秀的旋律天赋,又有少见的音乐技艺,但他不是随意抛出他那些炙热的情感,而是小心翼翼,理性又不乏可爱,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写的那么清澈透亮,却也在形式上规规矩矩,可以说门德尔松是真正看透了古典音乐,却行走在浪漫里的伟大的人。

          岳飞是一个被过分偶像化的将军,而实际上他的诗文和书法绝对也是一等一,这就好比马勒(Gustav Mahler),在生前他们只讲他在指挥上的才华,不言他是一位作曲家。像马勒这样内心复杂(双重性格),充满哲思(作品哲理意蕴的超前性),深刻矛盾(职业的成功与理想的怀才不遇)都让他成为一个别人眼中的“马勒”。事实证明,马勒的魅力正是来自与他的这种神经质和理想主义。岳飞同样如此,看看他的词“白首为功名…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你能理解那种只身在营帐,无人理解的寂寞和无奈么?你能理解“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辛酸和不甘么?有多少岳飞走过的路就有多少马勒皱过的眉。

          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和马勒一样具有深度,而且瓦格纳的这种深度有明确的哲学基础,当然德国的哲学基础太雄厚,莱布尼茨、康德、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维特根施坦等等,瓦格纳先是认定了尼采,后来笃信叔本华,晚年回归费尔巴哈。在这些哲学家的身上,瓦格纳显然汲取了尼采的“酒神—日神”的观念,然后转向叔本华的“意志”说中,最后受到宗教神秘思想的影响,同他的晚年岳父一样变得神神叨叨,开始一种求宽恕、求洗礼的状态。

          随口一提:从瓦格纳发源的酒神日神精神,同样可以放在古典诗人的身上。日神显然出现在张九龄、杜甫、白居易、刘禹锡、一部分的苏轼身上;而酒神则出现在屈原、李白、李商隐、李煜、李清照、另一部分的苏轼身上。

          宋词里的豪放派婉约派也能拿到十九世纪的西方乐坛归类。豪放派显然有贝多芬、勃拉姆斯、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布鲁克纳等等几位悍将;婉约派显然有:莫扎特、舒伯特、舒曼、肖邦、柴可夫斯基、德彪西等等

          辛弃疾的诗词可能也有一种哲学寄托,那就是朱熹,各位看官可能完全想象不到,这两个人八竿子打不着,各自风格都不相同,是怎么会结识的呢?然而这种莫逆之交确实存在。宋庆元六年,朱熹溘然去世,但门庭冷清得很。只有辛弃疾前来凭吊,已然朱门信徒。

          辛弃疾的年少轻狂就是瓦格纳的庞大铜管编制。想当年,辛弃疾才二十多岁,带着五十骑人马闯入五万大军中,生擒叛徒,从容退走,当场竟无一人敢阻拦。“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去年骑鹤上扬州,意气平吞万户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如此骁勇威俊,简直绝伦。

          如果说古典诗词是男人的世界,西方的乐坛也鲜有女人的身影,在这里面我们只能看到一抹女人淡淡的色彩,仿佛眼影。“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克拉拉(Clara Schumann)是犹如李清照一样音乐才女的存在。相比于李清照遇人不淑,似乎她可悲的认为自己的命运无从改变,沉沦至今,克拉拉对待众多追求者却更加的自然,得以善终。

          陆游壮志,在诗歌风格上追求雄浑豪健而鄙弃纤巧细弱,形成了气势奔放、境界壮阔的诗风。陆游把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壮志豪情都倾泻在诗中,常常凭借幻境、梦境来一吐胸中的壮怀英气,陆游的梦境、幻境诗,飘逸奔放,被誉为“小李白”。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则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音乐家和艺术家,可以列在哪些璀璨星星中间的一颗,后世称其为:“俄国贝多芬”。

          不知道为什么老柴总是忧郁和悲伤的,同时他又是写旋律的天才,他那些俄罗斯优秀的旋律此起彼伏,深沉宽广而又俏皮可爱。那种古老俄罗斯灵魂深处的呐喊融入到老柴的音乐中,那旋律就是俄罗斯的血液;那节奏就是俄罗斯的脉搏。

          陆游与表妹的爱情悲剧化为这么一首词: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老柴与梅尔夫人的忘年交则成了终其一生通信即使两次在宴会上相遇却没有说话的美谈。

          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语言洗练却容量巨大,把那种漂泊在异乡的过客白描了出来,意蕴深远,顿挫有致,被誉为“秋思之祖”;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毫不怜惜地使用了捷克民歌的曲调和主题。流露出他对远在他乡的捷克故国的思恋之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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