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前想后，我决定放弃自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老老实实地读和学。
这源于我对那一代大师打心底的尊崇和怀念。不仅仅是钱穆，还有燕园三老、陈寅恪以及稍早一些的王国维等。他们学术领域的著作，我这辈子也不可能窥得一二了，但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尚可以欣赏一番。
现在这个物质的社会，加上发达的媒体，会涌现无数优秀的作家，却很难再诞生大师。
见过不少著名的作家，稍微有点苗头，就被淹没了。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
《中国文学史》这本书，算上钱穆自己的绪论，一共四个序。
其中，第二篇是钱穆学生陈志诚所写，第三篇是叶龙自序。大概是因为对老师的敬畏，通篇都是推崇，有的地方遣词用句显得战战兢兢。好话说尽，也没有太多可读。
倒是第一篇骆玉明教授写的，内容更丰富有味。摘录一些，以作欣赏。
从前老先生上课大多自由无羁。我曾听说蒋天枢先生讲第一段文学史（唐以前），学期终了，《楚辞》还没有讲完。
放到现在，这样的教授或讲师估计早就被解聘了。
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这个老师没有散漫到什么都不讲。讲什么不是讲呢？
甚至我觉得这样更能培育出真正的人才。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按照教案和既定的规程讲课，只会越讲越窄，重复地走别人转悠过无数遍的死胡同。
但笔录也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若是作文章，就算写出来也会被删掉。譬如钱先生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盖孔子最要讲的是一个“诚”，连说话太利索他都觉得可疑。
这让我想起自己这些天的碎语。都是每天临屏所写，好的坏的，错的对的，写完就发，不做修改。假如现在让我整理一遍做个修订的话，恐怕有一半的语句得删掉。
诚然，文章写完后要经过反复修改提炼才会更完美，这是通识，无可辩驳。但修改的时候，肯定会更多考虑别人希望读什么，人总不能免俗。改着改着，也会丢失很多自己真实想表达的。
这是一种矛盾。或者说，是严谨和洒脱的对峙。
关于对孔子的这个评价，非常新奇，我前些天读《论语》，就没想到这层意思。
骆教授在序言中其他的一些论述，留到后面慢慢去体会。
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
文学，不仅仅是文字。有了灵感的文字，才是文学。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在读一些华丽文章的时候，感受的是“累”而不是“美”。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文学，不是钱先生的钻研对象，但他依然如此牵挂中国的“文学史”。或许有，但并不理想。
说这话的时候，是1955年。不知道这个理想了的文学史，现在出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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