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陈丹青在北大做了场演讲聊贾樟柯，题目叫做《贾樟柯，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他们指的张艺谋、陈凯歌这批第五代导演，陈说：“第五代的电影没这么准确”。
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在国内公映。
这部电影是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片，戛纳首映后，现场的掌声持续七分钟。
《江湖儿女》国内上映三天时，票房跨过3500万，贾樟柯发了一条微博，说打破他个人票房纪录。
有人评价，贾樟柯总是以同期最低的票房，拿到最多的讨论。
《江湖儿女》被批评为“充满了负能量”“看了心里堵得慌”。
贾樟柯回应：真话是最大的正能量。
二十年来，他的电影只有五部被允许在内地公映，累计票房不过亿，这让他的身上多了一层悲剧英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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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后，已经蜚声国际的导演贾樟柯回忆起那个神启般的下午，仍饱含深情。
那是1990年，高考落榜，贾樟柯到太原学画画，打算来年报考山西大学美术班。
某个下午，在太原南郊“公路电影院”，他偶然看到陈凯歌的《黄土地》。
看了五分钟，他流泪了。
电影里，在黄土地上打腰鼓的熟悉场面，令他想到自己的生活。他感到震撼，“尘土在阳光底下变成了像诗一样的东西”。
自此，贾樟柯决心要当导演。
他骑着自行车，在太原跑了一天，为备考北京电影学院买参考书，最后只买到一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下册）》和一本《美学理论》。
考导演系，连续两次落榜，他铁了心，要么考上，要么考到超龄无法再考。
第三年，贾樟柯终于进入北电文学系。
他的整个人生改变了，顺带着改写了电影史。
1970年5月24日，贾樟柯出生在山西省汾阳县。父亲贾联凯是中学语文教师，母亲张瑞英在国营商店做售货员，卖烟、酒、糖，姐姐樟虹比弟弟大六岁，生性乖巧。
贾樟柯自幼叛逆，小学三年级，课上，老师说他像猴子，他回嘴，“你才像猴子”。山西一进入11月便极冷，老师罚他每天早上给教室生炉子。晨读六点开始，贾樟柯每天独自穿过黑寂的街道，五点半赶到学校，在同学们到来前生好火。
下午放学早，贾樟柯就去母亲商店旁的汾阳剧院看电影，跟剧院的人混熟了，不用买票，天天看。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几年后，录像厅出现在这个铁路都没通的小县城。
在录像厅，贾樟柯第一次看到了《少林寺》《龙门客栈》，中学几年，香港70年代以来的电影，被他系统地看了一遍。
贾樟柯觉得，自己的生活和这些武打片里的人物很像，抽烟、逃课、打架、快意恩仇。
县城的生活有时也令他感到厌倦。初一时，刚学会骑自行车，贾樟柯就约了几个同学，蹬了30公里，专门到孝义看火车。
1980年代，流行文化在中国蓬勃发展，这股风也刮到了这个偏远小城。
贾樟柯的兴趣很快显露。正值青春年少的他，喜欢上了流行音乐，在当时，这还被称为“靡靡之音”。他最开始听的是邓丽君，为了买一盘磁带，他坐了四小时车。从齐秦、谭咏麟到崔健、唐朝，他对音乐的喜好持续多年。日后，流行歌曲配乐，成为贾樟柯电影一个无法忽视的符号。
高二那年，贾樟柯看了美国电影《霹雳舞》，成为霹雳舞爱好者，琢磨了七八遍，学会了，后来还在某个大棚歌舞团施展过才艺。
贾樟柯的文艺天赋极高。据同学安群雁回忆，他可以一口气写完10篇日记，并获得老师的称赞，高中时写的小说，发表在省级文学刊物。山西有个叫田中赞的老作家，看完他的小说后盛赞，这是个苗子。
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贾樟柯和一群同学爬上县教育局的楼顶，在那儿，他捡到一本朦胧诗选。他读到北岛的《我不相信》和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直接给震住了。
在高中汾阳中学，贾樟柯发起诗社“沙派”。第一次油印诗集，他们四处借办公室，熬了一星期夜，弄出七八十本。作品被印在蜡纸小册子上分发出去，轰动一时。
“他天生有才。”诗社成员赵海记得，贾樟柯一度成为校园风云人物。
写诗、踢足球、跳霹雳舞，头发留到胸口那么长，贾樟柯如此度过高中三年。后来他在一段自述中说，那时他没有任何梦想，一切自然而然，“没太多期望，就按照兴趣一步步走。”
1990年，山西作协搞了一个年轻作家培训班，贾樟柯和从全省选出来的十几个青年被召集过去，作为后备军培养。当他告诉田中赞，自己要去拍电影，对方表露出忧伤。
没人料到，他会成为一名导演。
“一个小镇孩子当导演？这梦可远了去了”，赵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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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贾樟柯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大一新生，这一年，他23岁。
贾樟柯比班里多数同学都大，他们大多刚从高中毕业。而在家乡汾阳，23岁的人早就结婚了，年少时的兄弟或许已有小孩，成为一家之主。
未来令人焦虑，他失去了呼朋引伴的热情。
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每到晚上，贾樟柯常常拎着一卷绿格稿纸去写剧本。点烟，落笔，他的思绪总是不由地回到家乡，于是，眼泪打在纸面的滴答声，往往紧接着钢笔划过纸张的声音到来。
“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贾樟柯后来在散文中写道。
在大学，贾樟柯接触到大量欧洲电影。他常常一天看三部，资料室里没有，他就去法国文化中心看，为此骑车穿过半个北京城。法国电影大师罗伯特·布列松对非职业演员的使用，以及台湾导演侯孝贤的长镜头，都直接影响了贾樟柯的电影风格。
侯孝贤和贾樟柯 / @贾樟柯
那时北电，周二固定放国外电影，周三放两场国产电影。大部分国产电影，令贾樟柯和他的同学们失望。“觉得那种电影和我们的生活没关系”，顾峥说，他是贾樟柯的同班同学。
某个周三晚上，照例看的是国产电影，贾樟柯、顾峥和另一个同学王宏伟，坐在宿舍楼的楼梯里聊了一夜。贾樟柯对他们说，“咱们拍电影吧，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不能再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际的东西。”
顾峥觉得不太现实。当时，在北电，拍电影是导演系的“特权”，非本系同学想拍片会被调侃成“拍拍也好，拍了就知道多难了”。在顾峥的讲述中，那晚，王宏伟砸了个啤酒瓶，撂下狠话，“不管，就是要拍”。
不久，三人组建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拍什么？
贾樟柯想得很清楚，要用自己的方式说一些实话。
他写了一个短片剧本《小山回家》，讲的是，在北京一家餐馆打工的厨子王小山回河南老家过年的故事。王宏伟被邀请来当男主角，他的表演课成绩刚刚及格，但贾樟柯喜欢他内敛的风格。
《小山回家》剧照 / 豆瓣
片子拍出来，时长57分钟，其中，王小山行走的两个镜头长达七分钟，人物对白用的是方言，在北电宿舍放映后，只有贾樟柯的一个室友表示拍得好。
后来，贾樟柯经一位记者建议，把片子送去香港参赛。《小山回家》拿了一等奖。
毕业前的那个春节，贾樟柯坐了14小时火车回到汾阳。饭桌上，父亲告诉他，回来的正好，县城就要拆了。贾樟柯心里一紧，飞奔到县城。
看着街边写着大大“拆”字的店铺，他决心用影像记录下即将消散的一切，“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
家乡的变化令贾樟柯震动，除了县城的拆除，人们关系的淡漠、金钱价值的不断被放大，更刺痛着他。
用了三周时间，贾樟柯写出关于一个县城小偷的剧本，叫《小武》。他把剧本传真给香港的朋友，次日，对方回复，决定投拍。
3
1997年4月10日，《小武》开拍。
这是贾樟柯导演的第一部故事长片，他找来在香港领奖时结识的摄影师余力为负责摄影，又找到王宏伟饰演男主角小武。
拍电影烧钱，这次虽有几十万的投资，拍摄条件还是艰苦，没有监视器，摄制组也是几人一屋，挤在汾阳的小旅馆里。
贾樟柯的想法是，记录下当时县城实实在在的景象，从视觉到听觉，让自己的影片具有一定的文献性。他特意选了《心雨》《爱江山更爱美人》《霸王别姬》等几首最流行的歌，加到《小武》里。又告诉录音师，收录街头的各种背景声，包括广播、扩音器声和摩托车噪音。录音师愤然辞职，说这么做会影响她的职业声誉。
历时二十一天，《小武》拍完，加上后期制作，总投资为三十八万元。
在北电放映时，《小武》经历了贾樟柯此前短片相似的冷遇，开场后不久，几位教授便拂袖离去。
贾樟柯带着《小武》，穿梭于北京高校，一遍遍放映。电影里杂糅着山西、东北方言，他每一场都站在一旁同声传译。电影很快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开了。
有天半夜，在纽约学画画的陈丹青接到一个越洋电话，对方是广播学院教电影史的林旭东。林告诉陈丹青，国内出了个叫贾樟柯的人拍了部《小武》。
录像带被快递过来，小武的形象在影机里出现，陈丹青一看，“这就对了！”
《小武》剧照 / 豆瓣
十年后，陈丹青在北大做了场演讲聊贾樟柯，题目叫做《贾樟柯，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他们指的张艺谋、陈凯歌这批第五代导演，陈说：“第五代的电影没这么准确”。
“中国的小县城有千千万万“小武”，从来没有人表达过他们。但贾樟柯这家伙一把就抓住他了。”
与当时热衷宏大叙事的国产电影不同，贾樟柯在《小武》的宣传海报上这样写：这是一部粗糙的电影。他拒绝虚伪、矫饰的东西。
多年后，他说拍《小武》也是因为自己有种不满：“非常多的人的生活状况被遮蔽掉了，若干年后想想大多数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你从当时的银幕上寻找，全是假的，全是谎话。”
1998年，《小武》被送到柏林电影节参赛。
在去柏林之前，制片人叮嘱贾樟柯和余力为，一定要想办法把片子卖出去。
到了柏林，两人打听到，要先请人看电影，才能卖片子。于是，他们印了些请柬，去电影节买家聚餐的餐厅派发。
站到餐厅门口，贾樟柯犹豫了，迈不动腿。余力为非常生气，对他说："小贾，这是你的片子，你不去推广，没有人去推广。”
余力为自幼在香港长大，他告诉贾樟柯，为了赚生活费，他从初中开始每个假期都要去做兼职文具推销员，“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完成一件事情，这算什么？”说完，余力为转身进入餐厅，让贾樟柯在外面等着，替他派发请柬。
这件事对贾樟柯的触动特别大。后来出新片子，他再去推销，去跟各界的人谈，都变得非常放松。
在柏林电影节，《小武》斩获青年论坛首奖，之后又在意大利、温哥华等处砍下七个奖项。法国《电影手册》称，《小武》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
贾樟柯一举成名。这一年，他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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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获奖，贾樟柯很顺利拿到第二笔投资。
1999年，贾樟柯开始筹拍电影《站台》。片名来自一首同名摇滚歌曲，这首歌在80年代的中国风靡一时。
《站台》讲述了一个县城文工团的故事，从1970年代末讲到1990年初。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是贾樟柯成长中最重要的阶段。
《站台》的女主角设定，是一个讲本地方言的舞蹈演员。贾樟柯去到太原师范学院，观摩了一堂舞蹈课，原本想从中挑个学生来演。最终，那堂课的女老师被选中，她有一副倔强的面孔。她叫赵涛，后于2009年，成为贾樟柯的太太。
赵涛，《站台》剧照 / 豆瓣
影片开头，有一行字——献给我的父亲。多年后，聊起《站台》，贾樟柯面对镜头，回忆起与父亲的一段往事：
小时候，一个大风天，父亲带他去爬城墙。城墙下，远远地有一条公路。那个年代车还很少，等了很久很久，他们看到一辆汽车从公路上开过。他注意到，父亲似乎在流泪。那时他还不懂得为什么，只是拉紧了父亲的手。直到长大后，县城生活让他感觉到一种被禁锢感，让他开始想象城墙外广阔的世界，而自己没有机会去见识，他理解了父亲的孤独。
父亲与贾樟柯一同观看了《站台》，他对儿子说：“我羡慕你，你能写自己的生活”。
赵涛也在家为父母放映了她主演的这部片子，她回忆，没看多久，父母就睡着了。但《站台》改变了她。以前的她不觉得世上他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电影让她开始关心人。
《站台》在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后，又拿下全球多个重要奖项。
《站台》海报 / 豆瓣
来自国际的再次认可，却不能消除贾樟柯的沮丧。
1990年代，中国多位导演被禁。贾樟柯也在此列，于1991年1月已被宣布暂停其 “拍摄影视剧的权利”。
他只能在私下播放他的电影。有个下雨天，北京的一个咖啡店打算放映《站台》，可那个放映室太亮，根本看不清画面，大家找来黑布遮光，折腾了好一阵，终于不漏光了，屋顶又开始漏雨，片子最终在这样的环境下播放。
日后，贾樟柯向人说起这件事，仍略带伤感：“我那时候有点伤心，为什么我的电影，不能在电影院里正常地放。有正常的椅子、黑暗的屋子、有好的放映机把它放出来。”
即便如此，贾樟柯还是迅速拥有了自己的影迷。
当时，在一家影碟店里，老板对他说，下午有一个特别好的电影，有一个叫贾柯樟的导演，拍了部《站台》，你两三点钟来，就有货了。贾樟柯惊呆了，下午去后，果然看到崭新的一摞《站台》。拜盗版DVD所赐，后来影迷亲切地称他为“贾科长”。
2002年，贾樟柯拍摄了剧情长片《任逍遥》，题材依旧是小城青年的生活。
2002年5月23日，第55届戛纳电影节，贾樟柯、赵涛出席《任逍遥》首映式 / 视觉中国
故乡三部曲，这就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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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贾樟柯通过讲述自身经验进行创作。县城是他的叙述起点，也一度令他被标签化。
他曾反问：“难道我只会拍县城？”
《任逍遥》之后，他将目光移向城市。
2004年，贾樟柯拍摄了《世界》，讲述在北京世界公园里，一群外来务工青年的故事。
《世界》的发布会上，贾樟柯哭了，过去八年，他拍了四部电影，这是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
2005年4月8日，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世界》在北京公映 / 视觉中国
一年前，包括他在内的多位“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当时，他们被召集来谈话，张元、王小帅等都在场，一位官方人员发表了一句日后广为流传的言论：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世界》在国外获得不错的口碑，在国内票房惨淡。
随后多年，贾樟柯一再亲身经历这种来自市场的冷酷。
2005年下半年，贾樟柯去到三峡，为画家刘晓东拍摄纪录片。刘正在创作三峡系列油画，画当地的拆迁工人。
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在眼前迅速消失，令贾樟柯震动，他决定拍摄一部电影。
在旅馆窝了三天，剧本写出来了，叫《三峡好人》。
片子由两个平行的寻亲故事构成。贾樟柯请来表弟韩三明饰演男主角，一位寻找失散妻子的矿工。表弟原本在汾阳的煤矿做工，拍摄完，又回到矿上。赵涛饰演女主角，一位来三峡寻找丈夫的护士。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贾樟柯热衷于拍摄边缘人群。他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恰恰相反，他想拍的一直是大众，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他认为应该用“非权力的拥有者”来形容他电影里的人物。他始终反感在电影里宣扬权力。
2006年9月，《三峡好人》夺得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
2006年9月9日，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闭幕礼，颁奖后台 / 视觉中国
在国内，贾樟柯选择让《三峡好人》与张艺谋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天上映，制片人为此跟他吵过很多次架。
2006年12月4日，贾樟柯携《三峡好人》在北大百年讲堂做首次点映。当天，门口挤满了等票的人。影片放映结束，讲堂二楼，有学生拉出“北大学子支持三峡好人”的横幅。
放映后的对谈和问答环节，讲堂里一共响起了22次掌声。被问及上映时间的决定，贾樟柯答：“因为我想看看，在崇拜黄金的年代，谁还关心好人。”这一次，掌声尤为热烈长久。
2006年12月4日晚，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在北大百年讲堂上映，在映后的演讲中，贾樟柯谈到自己的表弟时几乎落泪 / 视觉中国
最终，《三峡好人》的票房收入为两百多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票房则超过两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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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好人》是一个转折点。
之后的七年时间，贾樟柯都在拍摄纪录片。
他不再使用一种观察的方式，同步记录中国的变迁，而是将目光投向历史和当代。
贾樟柯觉察到，生活中的大量记忆载体消失。这刺激着他去用影像，挽留在快速变革中正在被摧毁的东西。
2008年，贾樟柯拍摄了纪录片《二十四城记》。片子讲述了一家制造飞机的国营工厂的真实故事。工厂存在了50年，曾有近3万职工，最终倒闭、拆除，地皮也被卖给了地产开发商。
《二十四城记》的内容，由八个工人的口述构成。但贾樟柯没有把它拍成一部口述史影片，而是采用了记录与虚构相结合的方式来呈现——五位普通工人的采访段落和由职业演员讲述的三个女人的虚构故事。
在纪录片中引入职业演员，令贾樟柯饱受“向商业妥协”的质疑。
某次放映结束，有观众问道：“决定用明星是因为考虑市场吗？”贾樟柯答，让观众在银幕上看到他们，是他对这个群体最大的支持。在接受采访时，他再次表示，想要商业发行的愿望强烈，“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被更多的人看到”。
其实，贾樟柯从来不是一个反商业的导演，也一直在避免被边缘化。在他身上，始终同时存在着理想主义者和实干家双重气质。
在身边人的印象中，贾樟柯对待工作近乎狂热。
拍他的戏，演员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条很好，下面我们再来一条更好的。“更好的这条”拍完，他又会提出：继续，再来一条更更好的。
拍《三峡好人》时，预算只够去当地拍两三次，贾樟柯对效果不满意，执意要去六次，预算的剧增直接导致一个投资人撤资。
拍纪录片《海上传奇》，有一场戏是赵涛穿过上海街头的车流与人流，为了等到对的车和人从她身边经过，贾樟柯从早上六点拍到晚上。
《海上传奇》工作照 / 台海出版社
他不愿神化拍电影这件事，更不喜欢自怜：“我讲不出我拍电影有多难，我觉得我拍得挺高兴的，困难任何行业都有，我自己面对就行了，没必要告诉别人。”
“他是一个永远不停奔跑的人”贾樟柯老友梁景东说，在他的身上“仿佛总有一种时不待我的急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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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贾樟柯开通了微博。
接来下的两三年间，他注意到，在微博上，不断有社会突发事件被曝光。
现实刺激他在创作上变得更为直接。
2013年，贾樟柯回归剧情片创作，拍摄了《天注定》。影片取材于四起社会新闻事件，讲述了几个普通人，在极端压力之下走向暴力的故事。他试图描述这些人物为了挽回自己的尊严所做的努力。
这也是他的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为获得自由和尊严、改变自己的生活，个体在有限空间里努力挣脱困境。
片子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2013年5月18日，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天注定》剧组亮相 / 视觉中国
经过博弈，修改了一些镜头的《天注定》，计划在那年11月于国内公映。
贾樟柯否认这是妥协的结果。“最终通过就是一个坚持的结果，而不是妥协的结果，你觉得妥协能得到通过吗？”在一次采访中，他反问记者。
但最终影片未能上映。
这令贾樟柯备受打击。在一家咖啡馆里，他抽着烟，神情倦怠，说自己将会有一个大的调整，不是拍哪个，而是考虑到底要不要拍。
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截图
他调整了自己的生活，开始关照被自己忽视的情感。2006年，在他剪辑《三峡好人》期间，父亲因患癌病逝，原本打算接父母到北京同住的心愿落空，令贾樟柯一直耿耿于怀。
他回到家乡，开了家面馆，频繁地和朋友聚会。
在酒桌上，老友喊他的小名“赖赖”，嘱咐他应该要个孩子。贾樟柯感受到熟悉的温暖：“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
2015年，贾樟柯把镜头又对准了故乡，拍摄了一部专注于情感的电影——《山河故人》。
《山河故人》剧照 / 豆瓣
故事始于1999年，结束于2025年，分三段讲述一个汾阳姑娘与两个青年的情感纠葛。叶倩文的老歌《珍重》作为主题曲贯穿始终，贾樟柯喜欢歌里那些关于情义的表达。
许知远曾评价：“贾樟柯的最佳时刻，不是来自他的深思熟虑，而是他的敏锐与穿透力，他能意识到崭新的时代情绪，并且准确、迅速地表达。”
《山河故人》在海外斩获多项大奖。
同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将终身成就奖，授予了45岁的贾樟柯。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
2015年5月14日，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贾樟柯获颁戛纳导演终身成就奖 / 视觉中国
比拿奖更让他开心的是，《山河故人》拿到了国内公映许可。
此时，距他上一部在国内公映的电影《三峡好人》，已过去9年。
贾樟柯迅速投入到宣传中，密集接受采访，奔波二十个城市进行路演。
在某场路演的问答环节，《山河故人》的主演张译拿过话筒，对观众说：“9年了，导演终于等到了这次机会。如果你们爱他，就给他一个名分！”
最终，《山河故人》获得了3200万票房。贾樟柯在采访中表示，这个数字已远超他的预期，团队此前对票房的判定是800万到1500万。
这一年，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破440亿，其中，《捉妖记》占据2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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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有写作的习惯，因为打字总是分不清前后鼻音，他又恢复了用纸笔写。
有天晚上，他思绪万千，面对桌上的白纸，写下四个字——江湖儿女。
他最新的电影《江湖儿女》由此开始。
依旧是个情感故事，《江湖儿女》讲述了山西小镇“地头蛇”斌哥和女朋友巧巧的爱恨别离。
在贾樟的理解中：“‘江湖’意味着动荡、激烈、危急四伏的社会，也意味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儿女’意味着有情有义的男男女女。”
2018年5月12日，法国戛纳，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华语片《江湖儿女》（Ash Is Purest White，又名Jiang hu er nv）举行室内发布会 / 视觉中国
故事横跨17年，从2001年讲到2018年，正好与贾樟柯的创作生涯重合。影片中，有一部分镜头是他在前17年的拍摄中，保留下来的一些素材。由于之前各阶段拍摄素材的设备不同，贾樟柯在拍摄《江湖儿女》时，使用了胶片摄影机、DV、数码等六种摄影设备，与已有素材相融合。
设备之外，影片中的人物，也是贾樟柯从前作品的某种延续。廖凡饰演的男主角斌哥、赵涛饰演的女主角巧巧，分别与《任逍遥》中的少年斌斌和模特巧巧同名。
《江湖儿女》剧照 / 豆瓣
片子颇具实验性，也寄托了导演本人的诸多情感。
写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不断想到自己这几年经历：“十几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剧烈，个人情感世界里也有很多被摧毁的，但也有许多值得保留的。社会和人都蛮辛苦的，所以就拍了这样一个电影。”
《江湖儿女》是贾樟柯在国内公映的第五部电影。距离1998年的《小武》，正好过去二十年。
二十年前，贾樟柯面临大学毕业，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没什么收入来源。他有一个朋友在北京电视台负责一档儿童节目。于是，除了拍《小武》，贾樟柯每周去节目上演一次猴子，“一周七天，我只要去演一天猴子，我就活下来了，就可以安静地写剧本，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困难。如果需要通过演猴子，让自己活下去，那就去演猴子啊。”
2009年3月16日，贾樟柯 / 视觉中国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与中国电影均发生巨变，贾樟柯和他的电影一起活了下来。而他所代表的中国第六代导演，要么日益边缘化，要么别扭地转向商业，第六代这个名词几近烟消云散。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曾评价，贾樟柯经历了成功转型，是“第六代的特例”。
为什么是他？
在同学眼里，贾樟柯天赋过人且富有恒心；影评界则认为他敏锐多思，又对社会与人怀有体恤与悲悯，最终获得认可。
他自己则将这归因于，自己性格中的勇敢一面。
前不久，贾樟柯上了一档节目，回忆当年考北电两度落榜的日子，他说：“将来会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恐慌过。我觉得没有什么生活，是我不可以过的，没有什么，是我不可以去冒险的。在我们这样的人的词典里，没有失败。”
本文头图来源：贾樟柯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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