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探究,不仅仅能让我们了解过去,更能让我们看清未来的路。
一、传统文化与教育改革
其一,需要重新看待传统文化对于教育思想的影响。
而传统文化对于教育思想的影响,其评价至今仍然存在两极分化严重的现象。实际上,即使抛开被蒙上众多外衣的儒家教育思想,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思想亦是相当丰富。虽然笔者之戏言为假,但古人对于“游学”的认知是相当到位的。例如前文司马迁之父鼓励其青年时期游历的行为,正是受了传统文化思想中“游学”的影响。从司马迁游学所收获的知识来看,这一教育思想的指导应该是相当成功的。故而邵雍在闭门苦学之后,也曾有“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³⁵¹的感叹。
而在西方也存在着类似的学习形式。间隔年(Gap Year)是指青年学生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与工作之前的间隙中尝试远行,体验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例如,家长会鼓励子女做一些与将要学习的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一些公益性的志愿者工作。学生以此不仅能提升对于社会的认识,也将有助于更加全面的认识自己的能力与不足。而从现实的意义上来看,此举十分有利于让子女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也有利于调和社会关系以及提升发展效率。
由此可见,古代的教育方式中所蕴含的理念仍然值得现代教育学参考。
其二、教育改革的宗旨。
教育的本质即是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而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是不同文化知识的交汇。而科技的改革也离不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一是社会科学中的内部融合。从王国维先生所提的“二重证据法”,到后来逐步产生的各类“三重、四重证据法”,以及笔者将古经文、古文字、神话等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尝试,都可以看出社会科学中不同方面融合所能产生的成果。
二是自然科学的内部融合。科技的改革离不开各种文化、各种学科知识之间的配合。丘成桐先生曾提到:“我大部分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都是物理博士,这在数学领域中殊属异类。但这样的安排让双方都受益,他们跟我学数学,我则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物理。我很高兴许多这些有物理背景的博士后,日后成为大学数学系的杰出教授,……”³⁵²正如教育改革的视角来看,学科的融合不仅能促进教育的融合,其实质,教育的实质,更是为了科技的整体发展而打好基础。
三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这种横跨两大科学的融合工作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就已经成型。此工程为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该工程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设置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李学勤先生在后来曾评价此次工程说:“经验也有,教训也有,重要的在于摸索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的道路。多学科的融合与协作在理论方法上是未来科研发展的必经之路。”³⁵³
叶舒宪先生对张光直先生提出的“通向商代的五条门径”(注:即文献、青铜器、甲骨文、考古学、理论模式)的说法也进行了肯定,并对李学勤先生倡导多学科综合研究论道:“除了李先生本人不断做出的新贡献,多数学人受制于学科本位主义和‘铁路警察’式的专业训练,很难实现‘五条门径’的打通与整合。其症结就在于学科划分过细的体制弊端,需要引起普遍注意。”³⁵⁴
显而易见,每一方面的知识,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孙小淳先生在论述《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收入一事是甚好时说到:“表明制定者已经注意到了科学历史的和文化的维度,理解科学的历史和文化可以在大众科学传播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科学,有必要加上历史和文化的维度,脱离了历史和文化的科学,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科学。”³⁵⁵因此,在既保证文化创新,又保证文化传承上,我们的教育更应该要注重提高其全面性。
四是世界性的融合。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前言中讲到:
“讲通业将到底,我们还得把中国的材料与中国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其他各地的情形作比较,因为中国的情形只是全世界人类千变万化的各种情形之一,不了解世界的变局便不能了解的中国的常局。”³⁵⁶
李学勤先生曾摘录此段话并谈到:“我们大学里历史专业的学生都必修世界史,考古专业的学生却没有一门世界考古学或外国考古学的课程,因而在考古学范围内讲世界眼光也就不容易了。例如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颇为热门,可是这个问题恐怕离不开比较研究,离不开世界眼光。”³⁵⁷
从前文提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到本书所采用的探讨方式,相信读者们也能够发现,文化教育除了尊崇各学科的融合,更需要将眼光放于世界。
其三、教育改革的基础,基于信息共享的数字化、全球化。
学习是人类进步的基础。而现代社会中,不论是教育、科学、文字、医学等方面的信息资源都还赶不上社会进步的需求。这些学科的发展,不论是团体还是个人,都依托于信息资源的交流共享。
所以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加快降低学习和共享的门槛,不仅需要通过知识库的数字化、全球化来加强的便捷性,还需要逐步降低相关的费用等。
近年来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网站Sci-Hub的出现。2011年,哈萨克斯坦神经学家Alexandra Elbakyan女士创立了Sci-Hub。该网站曾可以下载任意SCI³⁵⁸文献,包括最新的。网上在介绍此网站的时候还附带了一个故事:年轻的Meysam Rahimi在为其工程学博士学位写一份研究计划时发现,仅仅一周之内,他就需要花费1000美元来下载论文。虽然该网站及其创办人确实可能侵犯了知识产权,但由此可以窥见,知识的“高墙“对于知识的传播和研究有多大的阻碍。
笔者在整理本书所涉及的资料时,各种古文献以及相关学术资料的搜集便是一大问题。特别不少学术类型的书籍,其印量本就不多,出版时间也较为久远,特别是部分古书的搜集更是难上加难。这对于渴求知识的兴趣爱好者来说,无异于一道“高墙”。而读者在阅读此书的时候,也将会存在问题。由于各种限制问题,笔者无法将涉及的所有资料引入进来。虽然在书中尽量将所有引用都指出了具体的章节,但是由于搜集相关资料也存在困难,所以对于读者理解本书,甚至对于理解所涉及作者的整体论述,无法全面地进行比较,在理解相关内容时,也可能会存在一定阻碍。
二、传统文化与道德信仰的回归、法律体制改革
关于传统文化中信仰的回归,有些人可能会抨击,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信仰,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理论下,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信仰与之是必然矛盾的。真是这样吗?作为社会主义理论而言,其理论本身就是在不断的优化当中,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特色化正是这一原则指导的体现。列宁曾说,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里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没有文化的发展是短暂的,只有得到文化的滋润,社会才能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其传统文化必然也是并不矛盾地可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优化做出相应的贡献。辩证法的研究和发展就是一大例子。唯物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曾将发展其说著有《矛盾论》。而从毛主席的语言中,我们也能窥见唯物辩证法的“中国特色化过程”。1957年2日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两千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不仅直接的引用老子之说,就连“动静”这一概念,毛主席也阐述得如此似曾相识:“世界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动没有,净是静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³⁵⁹
所以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信仰仍然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来发掘和发扬。传统文化并不是洪水猛兽,并不会使新时代的道德信仰产生“退步”。用笔者比较喜欢的节目《意外艺术》中所提到的一句话正是:“……而真正自信的民族,也会从自己的信仰里,找到更坚定的归属。”文化的传承只会促进更为合理的道德标准的产生以及民族信仰、道德信仰的稳定。
正如圆规与曲尺所表达的含义一样,道德和法律的本质其实都是一种准则,不过是其应用的方面和裁决的方式有所区别。而作为“更严苛的道德标准”——法律,更能得益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例如上一章关于道家和法家的探讨中,就提到了关于道的观念和法律的本质一致性的问题。而现代化地阐述法律和文化的关系应当正如劳伦斯·罗森(Lawrence Rosen)所言:
“法律是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文化同样是法律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尽管法律经常被视为某种具有奇特规则和怪异语言的独特领域,然而它实际上恰恰是某种文化据以表达其秩序观念的具体方式。”³⁶⁰
也就是说,从社会角度来讲,法律政策的制定过程一般是以分享某种(或某地区)特定文化为基础,并以此成为整体的推理方式。
而这种认识和遵守的过程,笔者认为天文学家哥白尼³⁶¹形容得相当值得玩味:“当人类看见上帝管理下宇宙的庄严秩序时,必定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催迫自己趋向规律的生活,去履行各种道德,并可以从万物中认出造物主上帝确是真善之源。”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只有让人们不断增加对于道理和规律了解的情况下,才能使他们不断趋近于遵守它,和敬畏它。
三、文化与经济产业改革
一是文化在产业结中比重的增加。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已经指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中华文化传承等工程。我们既要让人民的物质生活更殷实,又要让人民的精神生活更丰富。”还提到了要“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从近几年的各类数据中可以看出,特别是根据《2015年中国文化产业资本报告》的数据:2015年,文化产业资金流入已达3241.8亿元;在规模上,文化资本市场总计发起有1736.14亿元的文化产业并购,同比增长78.26%。
二是科技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源动力。而科技的创新实质上根植于文化的全面创新,也正是“知识就是生产力”这句话的本质。最近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做了题为《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 为祖国百年科技振兴而奋斗》的报告,其中正提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这正表达了对于缺乏根本性理论创新的担忧。在这些方面,笔者认为丘成桐先生就是很好的榜样。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正是丘成桐先生发起的,而对于前文所提的最前沿的理论物理的研究,丘成桐先生所推动和参与建立的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和浙江大学数学科学中心等工作,直接推动了国内在弦论方面的研究,也同时推动了并亲身参与了2006年在人民大会堂所召开的国际弦理论大会。
同时在供给侧改革的更是经济改革重点的背景下,作为文化产业以及整个经济产业的供给侧来说,文化知识的增长和提质也正是根本性问题。
三是以文化沟通、融合的全球化,牵引经济的全球化。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加快发展文化对外贸易”,“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得做到文化传播的全球化。
四、文化传播的全球化
习总书记指出: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³⁶²
以文化为基础各方面曾进行过众多交流,这在前文中多有探讨。在此再以印度、佛家思想的融合来聊一聊文化的融合。与印度哲学思想的融合,从前文关于密宗星宿划分的探讨中的就可以发现,印度的思想文化与中国也早有交流。而对于中国影响最多的,当为佛家的哲学思想。前文所提的例子中,一是关于历法的探讨中,作为高僧一行禅师及其所传的七政之法,也正是他关于佛、道在天文学等方面的融合的贡献,而僧一行不仅是唐密传持八祖之一,同时其在《道枢》中又被称为“六通国师”,著有《天真皇人九仙经》,《天一太乙经》一卷,《太乙局遁甲经》一卷;二是故宫太和殿中符板的形制中也可以看见佛家思想与华夏道家思想的融合。
习总书记在访问印度之时就曾以佛教的传播来论述中印之间的长久友谊。其中特别提到了季羡林先生为了真正了解佛教,专门学习了梵文。既然有前人栽树,后人就更应扩木成林。读者可以发现,本书中多处都引用了佛家的偈语,特别是对于“空”、“色”等理解,以笔者之浅见在前文已探讨。包括《阴符经》中所提的“五贼”的概念,在道家中对应五行,其实佛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心经》中就提到了“五蕴”和“色蕴”等概念。《般若波罗蜜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笔者认为,这正是从佛家一些角度来解读的“五行”、“五德”,或者说《阴符经》中所提的“五贼”。五蕴分别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五种。通常的解释中,在五蕴中,除了第一个色蕴是属物质性的事物现象之外,其余四蕴都属五蕴里的精神现象。这个时候,不同文化交流的作用就体现了。“蕴”者,“蕴”是梵文的音译,之前的佛经曾译为“阴”。意义是积聚或者和合。《说文》注:蕴,积也。《广雅》注:蕴,聚也。笔者斗胆认为,积聚之意,即是《阴符经》中所提“相交”之意。更进一步来说,笔者认为此“蕴”可能即是“德”。五行者,动也,德者,乃其所生。色、受、想、行、识皆乃“行”,其蕴,德也,果也。
而从天文历法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一些少数民族分布于边境附近,与相邻国家的文化交流频繁,所以其文化,特别是其历法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甚至沿用了其他地区文化中的历法。例如回族使用的回历源于阿拉伯地区使用的历法,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都使用回历;藏族在11世纪从印度引进了时轮历;傣族受到印度传来的小乘佛教的影响,吸收了印度历法的某些内容;清代历法的制定者汤若望,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在此仍需强调的是,类似于郭沫若先生论二十八星宿起源于古巴比伦,丁山先生论五行源于古印度,朱大可先生论世界文明均起源于非洲,都存在片面之嫌。华夏文明虽丰富多彩,兼容并蓄,但是其独立性是不容轻易否定的,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源远流长,充分证明了其根源性从未丢失。李学勤先生也曾言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即是“连续性”,这是其他古文明未曾做到的。所以,仅仅从文明间的相似性,以及融合之过程方面的某些证据,就得出如此之结论,实为草率。论及原因,除前文所提,仍有些方面需补充:
(1)因为对于华夏文明根源的认识太过模糊。例如《唐子西文录》中所载“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一句常被引用。本来用夸张的手法来称颂某位祖先当无不妥,但这种说法常常被大众扩展以为事实。这正体现了国人缺乏足够的历史、文化认知。
(2)在不了解的基础上,容易在时间先后等各种因素上产生缺漏而以致误会。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在有相似性的前提下,除开可能是外部影响华夏的情况之外,依然存在可能是华夏文明影响其他文明的可能。甚至也有可能本就是一个源头,而并没有什么先后和区别。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区别”和“先后”,或许只是因为历史的“缺失”和演化所造成的而已。
当然,虽然笔者并不赞同部分学者的外源性观点,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新的观点以及利用文化相似性而追溯源头的过程中,这样的探讨和工作是对于溯源工作本身有着促进作用的。所以,对于这类有争议的问题,笔者依然建议不必纠结于早点下结论,文化中的各种激辩是有利于发展的,不必将某个人某个观点以过于极端的心态去看待,真相始终会随着人类的发展而水落石出。前文所提的相关工作都相较之前已有很大的进步,这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伟大之处——尽管历经波折,仍在奋勇前行。故今日感言:
叹昔日老子,坐拥天下之藏书得以承前训;盼今日大众,怀抱世界之文化得以启后世。
³⁵¹引自《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邵雍传》
³⁵²引自丘成桐、史蒂夫·纳迪斯著《丘成桐谈空间的内在形状》,翁秉仁、赵学信合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3月,P41
³⁵³引自《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1期
³⁵⁴引自叶舒宪著《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07月,P438;笔者注:李先生即指李学勤先生。
³⁵⁵引自孙小淳《也说“阴阳五行”写入“科学素质基准”》一文
³⁵⁶引自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出版,1983年9月,P3
³⁵⁷引自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P67
³⁵⁸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CI
³⁵⁹引自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P313
³⁶⁰引自劳伦斯·罗森Lawrence Rosen著《法律与文化》,彭艳崇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4月版
³⁶¹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教会法博士、神父,提出了日心说。
³⁶²引自习总书记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载于《经济日报》,201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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