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北大人，跨越中英两国，五个城市，历时三年完成了这项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来探寻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等题目的思考。
这本书虽然是对宏大命题的探讨，可是从作者自身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验出发，来展现作者是如何思考并看待那些宏大命题。作为社科类研究生，对这本书还是喜欢的，它能够让我更清晰的找到自己的定位，由此出发，生发出更大的可能性。
作为一本对话实录，本书是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来推展全文，围绕着三个主命题，由此生发出更多的延展性，那我们来具体看看吧。
1，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
毫无疑问，当下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对周围的环境好似不太感兴趣，我们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自我为中心，亦或者对于国家大事这类宏大的叙事泛泛的谈论一番，而对身边具体而微的事情视而不见。
那作者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呢？项飙成长于三重环境之中，住在一个非常底层的街区，这里住的主要是码头工人，拌嘴吵架是家常便饭；房子隔壁是暗瞟；而关系户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
作者性格的养成以及日后能够对其它身份保有一种距离感和审视的态度，离不开囿于没落贵族身份的外公带来的影响。外公的爸爸是晚清最早几批参加全国统考、被政府公派去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之一。
外公一九零几年去日本，在日本的海军兵学校读书。回来后，进了北洋军阀一个上海舰队，他遗弃了家庭，在上海娶了二房，开始了抽鸦片。解放后，被处理为反动分子，落魄后，回乐清老家。
虽说如此，外公仍旧与邻居格格不入，他爱评论，对于日常关系的处理习惯于用一套概念来赋予它意义，非简单的赞扬和批评，而是有一种自洽的距离感。这是作者成长的第一重环境，也是对作者影响最为深远的。
第二重环境就是受正统校园规训的影响。上学后和父母一起住学校，听到的都是正统的话语，比如每天吃早饭前都要听新闻联播，午饭后需要做眼保健操…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作者对于受规训会自动保持一种距离感。
第三层环境就是成长的家庭环境，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作者从小就比较认同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身份特征。与此同时，社会也尊重和鼓励创造知识。
这些成长经历就是他生活里的基点，也是与这个世界发生连接的起点。我们每个人一定会带着个人的经验看世界，否则其它东西都是飘着的，更无所谓与自己发生关联。理解世界必须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即带着偏见看世界。
作者也就成为了具有乡绅气质的研究者。他们相对于知识分子更为温和，知识分子于自己有一种距离感，对于许多观点有较强的论断性；乡绅气质的研究者跟调查员也不太一样，乡绅能够把自己村里的情况摸的很清楚，能够形成一种内在的叙述。
他们能够讲清楚这个系统里的人和事如何靠内在关系来运作，而非外在的逻辑推演。
乡绅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群体，他们是乡村这个“小宇宙”的叙述者。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非常熟悉，了解内部的运转肌理是靠人事叠加而来，他们也就更注重细节，重视对乡绅伦理的判断与坚守。
2，在全球化年代，如何创造性的建设身边的小世界？
还是得从自身着手，从身边的具体事情做起，待我们一步步去解决具象化的问题时，也就呈现出了了我们个人的私己化经验。放大来看，它就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底气与标尺。
例如我们读书、学习一定要和自己这个人发生关系，否则丧失了重心，本末倒置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处在意义转移阶段，好好学习，考好高中，好大学，找好工作，买房子…到最后没有必要转移了，还是要回到人本身。
只有我们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与所处的位置，我们才有能力去建设好我们周边的小世界。
3，在思维受困的年代，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如何将自己过去的经验转化为解读外部世界的工具，进而采取当下的行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这也就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其关键怎样形成一种意识来平衡自己的历史来源和现在的行动。
只有充分的认同自己的身份，拥抱它，咀嚼透它，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认识这个世界。可这份身份认同并不意味着就要捍卫一套价值，要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它们不具有因果联系，反倒是把自己置于主流历史叙述的边缘才能够更好的审视周遭。
可能我们这代年轻人的个体性太强了，以至于我们的世界很难容不下对他人的感知，他人对于自我更多的是一种互利关系。我们来不及去了解他人，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理解。
如果不能理解他人的合理性，更难说去做出解释。周边的关系场正是由大家的相处构成的，当我们缺乏沟通与理解的时候，身边的小世界很难被诠释，也就更难去真正的理解大世界的构造，回答宏大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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