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中蕴含了大量的植物意象，并隐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近十年来的众多相关研究从意象内涵、形成缘由及文化价值等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探寻其意蕴的新思路。
关键词:
诗经；植物意象；文化与自然；交感思维
引言:
不读《诗经》，不知万物有灵。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细想来诚不欺人。对《诗经》中植物意象的有关研究在沉寂了百年有余之后，近些年又重回人们的视线，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先秦天人关系问题及其根植的文化基因的探讨。众多研究论述将植物意象看作一个文化符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境况，而且通常具有丰富的喻指性:有时是女性的象征，有时是婚恋的特定隐语，有时是寄情达意的信物……而细推人化植物意象的深层原因，研究者们多从原始的生命崇拜、交感巫术意蕴、文学审美意识等方面进行论证，重点关注其表达艺术对中华传统文化内核的深远影响，一定程度上发人深省，有助于我们培育文化上的寻根意识。然而，从中获得的如何在机器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变的当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启示却近乎空白，有待人们深入挖掘。
一、植物隐语的内涵
研究者从植物意象的喻指性着手，多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这些植物意象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完全反映，是人们相互之间寄情达意的信物，是女性命运以及爱情婚姻的象征物。
⒈社会生活的反映
《诗经》中提及的植物形象或多或少向我们展现了先民的生活境况，正如人文科学者习惯从社会存在出发去论证社会意识的合理性。奴隶主贵族政治下的社会生产力尽管低下，并且依赖于大自然，但辛勤睿智的先民已经懂得明确社会分工。“参差荇菜，左右芼之”所代表的采集文化恰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分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物质生活。
由此可见，“《诗经》来源于生活又反映其对当时生活环境的写实功能，使我们可以借助这一功能剖析出当时的生活环境。”〔1〕那个年代，生存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就是农业。农业与先民的日常生活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纷繁芜杂的的植物正是人们随时可触摸到的具体实在，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他们的文学体系之中，不单单农事诗篇，祭祀、爱情等诗篇中也屡见它们的身影。
这恰恰是中华文化源头深深扎根于农业文明土壤之中的见证，开现实主义之源头。《诗经》中的植物意象毫无疑问更赋予它真实自然的雅韵，从而展现出最直观、最真切的传统农耕画面，可以算是当时社会最真切的观照和生动的体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这样的起兴里，包蕴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因子，漫长一部《诗经》，绝对可以说是我们苦难深重的淳厚文明里藏着的几束常绿枝条。从采葛、采菽、采薇的劳作里，我们大略可以瞥见先民社会生活以风俗人情的一隅。
⒉寄情达意的信物
自然环境中大量植物在进入秦先民生活环境中后，其价值作用逐渐被先民发掘，并产生了一种共同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与创作主体结合自身思想情感的认识相互融合后使得这种大家对植物意象的共同认知形成了具有强大包容性与承载力的诗歌意象。”〔2〕诗歌作者内心世界的思绪情愫得以借此意象，向大众传达，并且在接下来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的践履中，深化它的文学表达作用，使得我们面对一种具体可感的植物时，便浮想出一段故事或是牵动某一种情思。如:念及“彼黍离离”，我们总联想到亡国之痛或是故国哀思，在此，“黍”不仅仅作为一个物象，而是触景伤怀的文化符号。“所谓‘黍离之悲’，是千古人心上将忧国、家思、虑己融合起来的最苍凉的事。”〔3〕又如《鄘风•桑中》三章中反复吟咏“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富，送我乎淇之上矣”，“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出自《小雅•隰桑》，两者皆赋予桑林以“爱情伊甸园”的象征意义。自此，桑林在中华文化里有了特殊的喻指性，即男女幽会的绝妙场所，弥漫着愉快纵情的气氛。
诚如王国维所言，“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一旦人们从沉睡多年的花草树木上感知到自我的色彩，便自然而然地抓住且放大其某个闪光点，将其人格化、情感化，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和转换，就成为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情感符号”。〔4〕久而久之，植物本身的丰富形态与人们情感的丰富形态产生了某种人为的关联，通过《诗经》惯用的联想、比兴等手法将二者牢牢相扣，从而达到“物我两会，心物交融”〔5〕的境地，“使难以琢磨的思绪变为具体可感的审美对象。”〔6〕
自此，提及苍耳一幅女子挎着篮筐一面采集卷耳一面深蹙着眉的画面便浮现在眼前，这画面背后蕴含着一个女性对远人深深的眷念；提及棠棣，便联想到地方官的德政，还因而有了“思人爱书，甘棠勿翦”的说法；提及酸枣，禁不住地要为母子间亲情的黏连打动……因为性灵的种子，早已根植于我们的文化里。
⒊女性或是爱情的象征
《诗经》中以爱情为主题的诗占有很大篇幅。这些“爱情诗多以植物比兴，用或婉约或直白的语言，表达爱情中男女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抒发男女内心最真挚自然的情感，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些花、草、树木、果实或是爱情的信物，或是情感的寄托，或是喜忧的表达，它们是爱情中男女不可缺少的载体，作为情感的表达，花草树木都被赋予了情思。”〔7〕
《周南•桃夭》充满热情地祝福女子出嫁后的幸福美满、“宜其室家”；“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则赞美了女子的容颜姣好，有如木槿花般灿烂夺目；与之同理，《陈风•泽陂》中“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灵一人，伤如之何”，重章叠句，一咏三叹，以荷莲比女子的端庄大方和美丽娴雅；“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则是惨遭遗弃的女子在生活无尽苦涩之后一声凄凉惨淡的苦笑，映照着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架构，然而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女子虽为男子附属品出于劣势一方，但内心仍有一份豁达。正是所谓“虽怨不怒，哀而不颓”。而这个基调，可以说是贯穿了古代社会女子不幸的婚姻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
植物开花结果，果实其实就是植物丰收的象征，而果实由青涩慢慢成熟的过程，也寓意着女子成长的过程，展露女子内心最本真、最自然的性情，体现出真实可感的德行美。
简言之，《诗经》中植物意象的运用，一方面使女性形象既鲜活生动，又含蓄内敛; 另一方面，植物意象的运用，也使得女性形象更加真实自然，富有生活气息。诗中所涉及的植物都是周人生活中的寻常之物，但与女性形象结合起来后，却别有意味: 或是赞美女性容貌体态，或是寓意其德行高洁，又或是感叹其痴情专一。如诗如画的植物和女性，在《诗经》中融合成一章章完美生动的诗篇，为后世刻画女性之美提供了完美的范例。
恰如研究所述:“花是自然界最美丽的植物之一,开放时妮紫嫣红,鲜艳夺目;凋零时落红缤纷,哀婉凄迷。极其柔弱娇嫩,在《诗经》这些爱情中花是女子青薛美丽的容貌,是男女爱情的信物,是女子的思慕之情。草外形柔弱,虽然不似花那般娇艳,但却生命力顽强,有其独特的魅力,《诗经》中的爱情也如草般内敛而含蓄。树木因为其外形高大挺拔,是男子的象征;而果实丰盈累累,从开花到结果是女子青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是女子待嫁的心情和男女爱情的信物。综上所述,植物意象丰富了《诗经》中的爱情主题,它寄托了男女爱情中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是男女爱情中不可缺少的情感载体。”〔8〕
二、植物意象的文化生成
人类的本能有两个:一是自身的生存，二是种族的延续。研究者以此为基础，探讨出《诗经》时代的人们与植物之间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的原因可归为以下三点:原始的生命崇拜，交感巫术思维以及艺术审美价值。
⒈生命崇拜
先秦的四字诗谱朴实率真，有着天热光华自然隐现，体现先民安然面对世间的原始意象的生存状态。自然和人，在庇护与相互认同之中达成了一种不需要言说的和谐。
在物质需求方面，人们栖身林中，以树叶蔽体，以果实果脯，植物是生存的必需品。尽管进入农耕社会后，人们摆脱了完全依赖大自然的状况，但采集依旧是人们物质生产资料的重要来源。植物生长繁茂旺盛，生生不息，人们把植物看作是日月天地之精华凝合而成，由此产生了很强的生命崇拜。恰如研究所说:“植物寄托着远古人强烈真挚的生命意识，他们眷恋自然、艳羡自然，并由衷地希望自己也能像自然怀抱里的一草一木，受到自然的眷顾和恩赐，世世代代兴旺繁盛。”〔9〕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则更加露骨地表达这一观点，“植物一年一度开花结果，叶片无数，具有无限的繁殖能力。所以，远古先民将花朵盛开、枝叶茂密、果实丰盈的植物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崇拜，以祈求自身生殖繁盛、繁衍不息。”
的确，从信仰崇拜来看，自然界万物中唯有植物可以按照四季更替进行生命的无限轮回，所以自然地，先民将植物看作是一种生命力更强大、更具有延续性的存在，从而笃信万物皆有灵，愿意以一个朝圣者的姿态去崇敬、去信仰。
从生命意识和生殖崇拜的角度有许多类似的研究，只是终究太过拘谨，缺少了一分自然的近乎“诡秘”的意味。毕竟在《诗经》乃至之后的传统文化体系下，所有植物自有一种光华:即使人类无法执掌它的内心，也可以用自己的心经去阐释它，自然和人，在这个时刻，同时产生了双重意义，情感和寄托，物性和幻念。
⒉交感巫术
交感思维是另一个古代文化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古今中外有关性灵的学说大都可以从中找到渊源。弗雷泽认为，巫术赖以建立的原则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二是“物体一经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地相互作用”，即相似律和接触律。按他的诠释，巫术的本质即是信念。这恰恰可以解释先民通过对具体特定意义的植物的采摘或使用来寄托或传递自己的情绪的行为。
不管《周南·芣苡》是农女劳作时自作的农事歌，还是婚嫁女在田间唱的祈子曲，其中，都有一种人和自然的对唱，有一种轻灵粗犷的人与自然紧密相和的音韵，一种将自己从生的杂乱中淘洗出来的清新感觉，在这首素净的诗里流淌。苍耳子上的倒刺勾连，体现的不是独立个体的个性特征，而是男女之间和谐关系所要体现的一种普遍联系，一种相互的不是外在利益形式上，而是在内在心理当中相互牵挂思念的柔和共振情形。
如研究所述，“在先民的心中，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超自然力支配的”〔10〕，因此一旦面对自然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们往往乞灵于这种交感巫术。
⒊审美感受
艺术领域，审美是一个具有永恒研究价值的课题。这一概念在诸多研究报告中反复出现，值得咂摸。
植物成为《诗经》中的典型意象，还在于它与生俱来的丰富的形态美和生命美打动了人们，给予了人们身心上的审美享受。
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充实，不再拘泥于单单从实用价值来看待植物，而是将其与人的意识活动、精神生活联系起来。这也是后世陶元亮爱菊之高洁孤傲，周敦颐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情感基础。随着人类生命意识和感悟能力的提高，审美意趣也得到了提升。走进自然，不再只是为了猎取以求生存，而成了领悟以求生活，达到“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荷尔德林语）的境界。
走入静幽葱绿的自然，让人禁不住感到清新和舒畅，这不是属于哪个时代人们的专利，而是古人的基因里深藏着的自身演进变化的隐秘，也是得自岁月源头里和天地共鸣的天性。亲之自然，受它养之，农耕时代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结合的。《诗经》的简约、朴拙、传神、严整、自然、深意潜藏的古风流韵，总会在不经意间摄住人的心魂，并由此在这样一片神奇土地上，去窥探天地万物托着我们人的情致翅膀，这翅膀翩然翻飞到植物世界的落叶和根茎上，没有人知道它竟然会生发出自然和人的无尽故事。
总结:
经过诗人吟咏进入诗篇的植物形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积淀着中华文化的醇香。漫长一部《诗经》，透过这些植物意象以及对它们矻矻不已的研讨，我们这些与当时隔着千年的后人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古人融合自然、情感、生活三者的大智慧，隐藏在其中的哲学，对当今仍然具有重大的观照意义。
可惜的是，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都鲜少触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共处，只是在文化成因的分析中蜻蜓点水般地带过，而反观我们当下，许多自然乃至社会问题的症结，都能在回溯这部现实主义著作中找到源头。古人千年前想要通过这些生动的植物意象传达给我们的在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性:从来都不是科学决定自然，而是自然指导科学。我们的全部探索和解释，更大程度上是在论证生命具有韧性，内在具有深入性。至于这些植物文化的启示意义的践履，更有待我们后人去求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2]陈晓阳 李平《〈诗经•小雅〉中植物意象研究》 [J] 《现代语文》2017年2月 第4-6页。
[3]韩育生 《诗经里的植物》[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5月1日 。
[4] [5][6] [9] 王青《〈诗经〉植物意象的文化解读》[J] 《河海大学学报》第9卷第2期 第62页。
[7] [8] 韩雨笑《〈诗经〉中植物意象和爱情的关系》 [J]《文化论坛》出版年缺失 第349页。
[10]曹然：《浅析中国古代自然崇拜对<诗经>中植物意象的影响》，中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06期，第9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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