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通书》：融合儒释道和易经精髓
《通书》，是周敦颐读《易经》的心得。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出入儒释道三教，在学习《易经》的过程中，将其心得写了短短四十章，就是《通书》这本书。这四十章里融通了儒释道的根本精神，把儒释道的智慧与《易经》的读书心得凝结在一起。
什么是“书”？大家都知道四书五经中有一本叫《尚书》，《尚书》就简称为“书”，是尧舜禹到周代有关天子诸侯治国方略、修身养性文献的汇集。《尚书》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以及道统、法统的起源，是中国历代政权传承的正统所在。中国的治权在哪里？就在尧舜。尧舜生活的时代，没有世袭君主的制度，他们之前是黄帝。所以孔夫子提出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个中华文化的法统。中国二十五史中，虽然政权在一代代更迭，但道统始终不变。这个道统就是从尧舜到禹汤，到文武、到孔夫子所宣传的一套政治和人生的理念。
后来，“书”的含义又进一步演变。大家都知道《史记》，《史记》这个名字是后人取的，它的原名叫《太史公书》，记载了轩辕黄帝到西汉初年的历史。汉朝有《汉书》，分《前汉书》《后汉书》（三国是分裂的，地方级别，就只能叫《志》）；南北朝有宋齐梁陈之书；唐朝有《旧唐书》《新唐书》。到了宋代，薛居正、欧阳修编修《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时候，才把“书”变成了“史”。可见，“书”的重要性。“书”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是神圣崇高的，是民族精神的凝缩。
“通”也很重要。现在到处塞车，我们就希望路能通。遇见困难、遇见麻烦、走投无路时，想知道哪里是出路。我的精神通道在哪里？我的情绪通道在哪里？我的事业通道在哪里？怎样才能通向理想？怎样才能通向祥和、富裕、太平、幸福？搞科研、处理麻烦事情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力畅通无碍。搞学问的人，也希望自己融会贯通一门学问，乃至成为通才。通，就是无碍。自己的知觉没有障碍，精神世界没有障碍，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境界！这是生活的艺术，智慧的体现，能力的升华！
周敦颐先生在读《易经》时做了一份笔记，这份笔记用什么来落名呢？就是《通书》，所以这个名字了不得。以前又叫《易通》，即“读易通书”。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免得大家把它和香港卖的“通书”混淆。那个“通书”是黄历一类的册子，是记录吉凶利否的，和我们学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二、学习《通书》，意在重振中国士（中产阶级）的精神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学习《通书》，的确有特殊的缘起。关于“转型”说来话长，中国这一百多年来都在忙着转型，现在更是时不我待。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不能不向自我改良、向健康的方向转型。目前有关转型的话题、报道、网上讨论也非常多，可谓“百家之言难以陈于纸”。而转型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政治上的，也必须落实在每个具体的个人身上，每个个体的精神、文化和心性都应优化、提升。要提升我们的思维半径，提升我们的能力，提升我们的思维智慧。所以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提倡一个观念：重振中国的士精神。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此感到骄傲。这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谁承载的？正是中国的士阶层。这个士阶层，第一有教养文化，第二有担当精神，第三有道德使命感。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有特殊含义，他们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担扛在肩上。士，既是一个文化概念，还是一个道德概念，还是社会中坚力量群体的集合。
如今，中华民族发展到这个阶段，近一百年来，很多优秀的传承都被我们扔掉了。为了救亡图存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而小看了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乃至精神遗产。说我们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受西方列强侵略一百多年，有冤有苦，实际上还是一种自卑情绪。中华民族何须对西方自卑？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历史文化感到骄傲。西方学中国的不少，它们的官僚制度、议会制度向中国学习过；它们科学技术中很多精彩部分（不论是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的基本观念还是从中国（《易经》、阴阳五行）来的，只是有些中国人不知道而已。有雅兴的人如果看看西方汉学家写的论中国科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东西，会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还曾这么伟大！我们有十三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年历史，为什么要自卑？美国才两百多年的历史，莫斯科大公国13世纪末期才从大帐汗国当中独立出来。大帐汗国是钦察汗国瓦解为三个汗国后剩下的部分，钦察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的次子拔都建立。面对他们，我们为什么自卑？
所以，我们应回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新规划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我所提倡的士精神，还不能停留在古代儒士、隐士的层面上，还要与时俱进。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包括伦理，各个方面都要现代化。士可以从基层到大夫（高级公务员），是社会稳定、繁荣的中坚力量，，他们是社会的脊梁。公务员、企业主，还有白领，都属于士的阶层，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如果大家都自觉地修炼士的精神，我们国家有了一批优秀的精英，中华民族的未来就不可限量。
在汉代以前，士主要指孔夫子创立的儒学阶层。后来从魏晋南北朝到宋这个漫长时期里，士的概念就不那么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尤其是唐朝，它的开放包容造成了世界化的文化趋势，比如中华文明大量吸取佛教文化、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亚文化精神。但此时中国主体文化精神也逐渐模糊，甚至有所缺失，这是很多人在欣赏汉唐文化时没有留意到的。真正把中华民族的精神重新提起来，把中华民族的道统和法统重新提起来的是宋明理学，特别是宋代理学。
《通书》的作者周敦颐先生是宋明理学的始祖。宋明理学在北宋期间最牛的两位——程颐、程颢两兄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周敦颐先生那里学习。周敦颐先生是有道之士，官当得不大，相当于现在地市级法院院长一类的职务，也还在九江一带当过知州，以文官身份统军。他安贫乐道，几乎把自己微薄的俸禄都捐给了乡里乡亲，办义学、办书院。我们看一个人怎样料理自己的事，就可知他的为人。
宋以来，中国一千年的思想主流就是宋明理学，韩国、日本，甚至越南的很多文化骨架也包含宋明理学的成分。也正是宋明理学的兴起，铸就了宋明清这几代的士大夫精神，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有了主心骨。
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加大，社会危机蔓延，移民潮出现，国外也是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占领华尔街……以后，世界怎么办？中国会怎么样？很多人都处于不安彷徨之中。如何在这复杂多变的社会里找到自己心性的“定盘星”，使自己对现在、对未来有信心，对外部环境有适应力、把控力，关键还是要提高我们的智慧。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如何才能安全？只有把自己的心性料理好才会觉得最安全。如果能优化我们的智慧，美化我们的道德，强化我们的力量，那就非常安全了。因为我们应付危机的能力，对吉凶祸福照料的能力就会无形中大大得到强化。
现在的人学《易经》，用来搞预测的多，搞风水、看相算命的也不少，他们究竟研究得怎么样？我个人认为，这些预测大师的境界、文化、气质未必高明。
在大学里，《通书》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生的课程，大部分人都不是专职文化工作者，也不研究思想史、哲学史，要学习《通书》有一定的难度。好在我讲的这本《通书》不同于大学教授的讲法，不会去论述本体论、认识论等概念，相信这样大家也没有兴趣。我讲解这本书的时候，尽量贴近大家的生活，贴近大家的工作，贴近大家的心灵，希望与大家能够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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