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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触动最广大民众的内心柔软

《我不是药神》:触动最广大民众的内心柔软

作者: 雨热 | 来源:发表于2019-01-11 07:18 被阅读3次

    电影结束的时候,很多观众没有向往常那样,迫不及待地立马起身离开。工作人员提醒,没有彩蛋。我们却仍靠在座位上,听着片尾曲,静静地看影片滚字幕。

    《我不是药神》的确具有这样的力量:触动最广大民众的内心柔软。

    药神:散发铜臭,周身圣光

    或抽泣,或叹息,或沉默,一部电影能打动如此多的人,不是没有理由的,其中很大的优势来自于它的题材。这不是简单的医疗题材,救命药,有钱买就能活,没钱就等死,生与死的问题没人能够回避。

    即便是对于影片主人公,年轻力壮、身体健康的程勇来说,求生问题也是一样迫切的,毕竟他患脑血栓的父亲有钱就能接受手术,就能活,没钱就只能准备后事。而另一位迫切求生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因买不起高价特效药格列宁,找上了程勇,希望托他去印度代购盗版药。他要命,程勇要钱,二人一拍即合。

    原价四万一瓶的格列宁,在印度因为是侵权盗版出来的,没有研发成本,零售价只需两千,如果从厂商直接批发,每瓶更是低至五百元,但药效一样,均能救命。

    程勇于此发现商机,在影片的前半段,便是程勇与几位患者及家属合作,从印度购买五百元的盗版药,再以两到三千的价格卖给其他患者。大概不会有观众认为,程勇以此牟利是赚黑心钱,他确实给许许多多的病人带来了活命的机会,没有人会去苛责他赚取差价。

    有了钱,程勇收拾起生活的烂摊子,人生渐渐走向正轨。但他的行为在法理上属于贩卖假药,他害怕了,上有老下有小,他被抓进去,谁来照顾老父亲和儿子。在一次警察的突击搜查后,虽是有惊无险,但程勇决定收手。由此,病人们又一次失去了低价药。

    但在电影后半段,因同情于患者的病痛,再加上吕受益自杀所带来的冲击,程勇毅然决定为救治更多病患,再次从印度购盗版药,此次不赚钱,以批发价出售给患者。后来印度药厂被查封,程勇以两千元一瓶从印度购药,却仍以五百元卖给病人,为此,他不惜赔上经营多年的家底。

    而作为故事原型人物的陆勇,一开始就没有以此牟利,自费为病友带药,也因此他被病友称为“药神”。

    影片以较为明晰的前后两段,刻画程勇的转变——从一个散发铜臭味的商人到救死扶伤的“药神”,除了让故事更具波折,电影更有看头,还可以让“药神”程勇这个人物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一个天然的圣人在生活中是存在的,却不太适合电影叙事。程勇从一个庸俗小商人到成功企业家,人生顺风顺水,他没有义务为非亲非故的病人去冒险。他害怕,他顾虑,他担心失去眼前拥有的一切。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选择另一条路,走出人生的常轨,在违法的边缘游走,为了更多慢粒白血病患者,他最终深陷牢狱。

    试问在类似处境下,有几个人能如此毫不为己,一心救人。影片中有一幕,程勇在警官曹斌面前抽着雪茄,扮演唯利是图的商人,但在观众眼中,那一刻,他周身光芒。

    病人:艰难求生,底层哀鸣

    影片中的病人及其家属是最无助的群体,一旦救命药成为商品,生命便与金钱挂钩。人命不该被定价,却可以被定价。一条命可以是四万一瓶的正版药,也可以是五百一瓶的盗版药。

    病人吕受益曾对程勇说,刚得病那会儿,每天想到死,后来儿子出生,一看到孩子的小脸,就不想死了。不想死,一个平平常常,理所应当,甚至不能算愿望的愿望,一旦身患绝症,就成了奢望。

    吕受益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其中有求人时的谄媚,无奈时的酸楚,也有嘲弄与乐观。嘲弄生活,生活无动于衷,病不会好。至于乐观,没有钱,没有健康,如果再没有乐观的笑容,他拿什么去支撑自己和家人。

    病情进入急变期,药物已经无法维持生命,吕受益无力支付高昂手术费,他不愿拖累家人,选择了自杀。赴死的前一刻,他嘴角带笑,望向妻儿。那最后一抹笑,淡然与不舍交织,教人忘不了。

    观众虽多数并无病患,但对于疾病与死亡的恐惧,是在许多人心头萦绕不去的,吕受益的经历会进一步唤醒这种恐惧,由恐惧而共情,我们或多或少能体会到那种求生的艰难。

    警察:情法矛盾,左右为难

    警官曹斌是个“沙威”式的人物。作为警察,他需要追查贩卖假药者,但他又清楚地知道这些所谓“假药”,确确实实能救命。作为人,他无法不同情苦痛中的病人。

    于法,沙威要抓捕逃犯冉阿让,于情,他知道冉阿让是正义的好人,不该抓。情法矛盾中,沙威选择了自杀,曹斌选择接受处分,放弃任务。

    相信很多观众会将曹斌的个人行为与司法系统相联系,的确,曹斌或许代表了广大执法者的矛盾。但远不止如此,曹斌还是我们观众的化身。在稳定有秩序的社会下成长起来的民众,正常人都会有基本的法律意识,知道不能触及法律边缘。我们会希望程勇不要被抓住,但我们同时也会承认他确实违法了。

    观众无法主宰生活,但却是电影的“法官”,如何评判程勇,对我们来说一样是矛盾的,我们一样左右为难。难的不是认同程勇是好人,是圣人,是药神,难的是承认这样一个好人、圣人、药神,在现行法律下被判刑是合理的。我们既钦佩主角,又尊重法律,透过曹斌,我们可以更深地体会这层纠结。

    电影结束了,但其反映的社会问题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但还好,《我不是药神》唤起了更多人对绝症病患的关注,“希望未来越来越好”绝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那是每一个为理想社会添砖加瓦,做实事的人,他们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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