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江西调来,所以,很多人都把我们一家人当成江西人。因为不愿意解释,也因为在江西的十余年生活,吃了不少江西大米和米粉,来自福建的我和出生在湖北的太太都认同自己是江西人。也有一些朋友刨根问底问江西哪里人,我自然而然地用半生不熟的南昌话回答说是南昌人。
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对江西真的是很有感情的。记得拿到江西财经学院入取通知书的第二天,堂叔良源公的老婆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地对我说:“明古头,你就好命了,今后有米饭吃了。”在我们老家,但凡见过世面的人都知道,江西盛产稻米,到江西的省会南昌读大学,肯定有香喷喷的大米饭吃。后来的事实证明,堂婶婶说的没有错,在学校,我确实吃到了香喷喷的米饭,不仅如此,还吃到了更加香喷喷的南昌炒米粉和猪肉大包子。
记得八二年暑假,吃了一年江西米饭的我,回到杨柳坡,由于身高暴涨了七公分,从一米五七涨到一米六四,村子里很多人都没有认出来。就凭这一点,我对江西人就好感重重,加上毕业后留校工作那几年,为做农村经济发展研究,基本上跑遍了江西八十八个县市,“佬俵”江西人纯朴厚道,热情好客。在江西读书工作的十多年,与很多江西人结下了很好的友谊。而到珠海不久,就结识了一批江西人,其中有几个年龄差不多、拖家带口、小孩也同龄的家庭,更是成为通家好友。
第一次打麻将,而且是江西麻将,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那天晚上之前,我没有打过麻将,而且对麻将拒之千里。刚毕业留校住集体宿舍时,因隔壁的隔壁宿舍常常打麻将至深夜,我曾经掀过人家的麻将桌子。在那个时候,在我的心目中,麻将是赌博的代名词,让我恨而远之。
罗文,江西宜春人,江西工学院毕业,是平沙机械厂工程师。因为他岳父到来,请我去他家陪他岳父喝杯小酒。结果,酒足饭饱后,他从房间里提了一大包东西,连布带包铺在小餐桌上,说是陪他岳父打打小麻将。说实话,那个时候的麻将,真的是小麻将,是那种和大拇指差不多大的小麻将。再三推却无果,霸王硬上弓,先试了一圈,知道了规则和规矩后,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打麻将开始啦。
江西麻将,是非常有特色的娱乐活动,不仅可以从上家吃牌,碰牌,定牌下叫后既可以吃胡,也可以选择自摸,更让人赞叹叫绝的是,每盘起完牌后,庄家打色仔叫“斤”,有正“斤”和付“斤”,这个“斤”不仅可以变成任何你手中缺少的牌,而且还参与胡牌后输赢的计算,等等,等等,规矩之多,我打了一晚上,问了一晚上,都还没有完全弄懂和记住。但是,可能是魏老伯(罗文岳父姓魏)说的,不会打的人手气旺,不会算输赢的我,手风很旺,几乎每盘都有“斤”,经常可以自摸胡牌,即使不胡牌,因为有“斤”充数而不输牌。
珠海杂忆(24)~江西人和打“得国”如果一手牌没有“斤”,或者“斤”还原而胡了牌,叫“得国”,所以,江西人这种麻将打法我们叫做打“得国”,后来,干脆打字也省了,约人打牌直接说两个字“得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棋牌馆还没有兴起,就是麻将,也不是谁家都有。自从那天晚上打过麻将、打过“得国”后,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天晚上吃完饭后,都去罗文家里打“得国”,每天晚上都被“得国”的天穷无尽的变化和纷繁复杂的计算弄得神魂颠倒,每天晚上都为了输赢几块钱而玩的不亦乐乎。那种快乐和乐趣真的是让人迷而住返,欲罢不能。
后来,魏老伯回江西宜春了,他那付玉白色的小麻将留了下来。于是,我和罗文除了约人继续在他家小客厅“得国”外,还经常用台布包住麻将,提在手中去老赵家,杨旻家打的混天黑地。再后来,余超的父亲从江西丰城来了,为了陪这个“得国”高手玩,我们把战场转移到了余超家。余老伯教会了我们更多变化的打法,什么“得国十三烂”,“得国七小对”,“斤吊”等等不一而足。有一次,我们打到深夜,我起手摸到了三个正“斤”和两个付“斤”,大家不会算,只好把余老伯从床上拖起来算,笑的大家半死。
那个时候的余超,刚刚结婚不久,我们从他太太陈小珍怀孕开始,一直打到临盆。记得那天晚上,陈小珍在医院待产,我们都拖着余超在家里打“得国”,直到他妈妈回来报信说快生了,我们才一起跑到医院。结果,等我们跑到医院,陈小珍已经把女儿生出来了。于是,我们就集体给他女儿取名叫“余得国”。这个有趣的名字,一直被我们叫到这个真名叫余子奕的女孩考上大学。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几个江西人的岳父岳母,包括我的岳母,都十分喜欢打“得国”。后来市场上有大号麻将和麻将桌子卖了,各家各户都买了麻将和麻将桌子。于是,节假日,周末,各家各户轮流“坐庄”,大家一起娱乐,其乐无穷。再后来,包括我岳母在内,为了临时顶脚,居然教会了我女儿,罗文儿子和老赵女儿打“得国”,这些第三代“得国”人,经常被老人从书房里拖出来顶脚。
这种“得国”的快乐,一直持续到后来调到香州工作,因为没有了“脚”,改打广东麻将——推倒胡。现在想想,那几年,和这几家江西人的“得国”式交集,真的是快乐无穷,乐趣无边,回味无穷,给那几年平凡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愉悦。
珠海杂忆(24)~江西人和打“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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