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88）

不一样的曾国藩（88）

第十二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上）

运筹帷幄谋定案借力商人大功成

随着前任魏元煜的败北，陶澍上任即主张海运，将要遭遇的阻力，可想而知。

那些主张河运的官员，无论是站在私利角度，还是仅出于政见分歧，都不希望海运成功。不使阴招阻滞就不错了，更别想尔等出谋划策助力海运。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还专等陶澍失败而看其笑话。

陶澍对此根本无暇理会。他想的则是，如何成功实行海运。

经周密分析认为：成败的关键，决定于三个问题：一是怎么迅速出台一套关于海运的具体且可操作的思路？二是河运旧制里，怎么让既得利益者平稳过渡，又不致引起民变？三是如何迅速组织多方资源，搭建一个新的办事团队?

思路谋定即动。首先，是解决第一个问题。陶澍的办法是亲临一线调查，“必须亲身查验，始能得其确实”。

于是，他先去上海，到海关调查海上运费。一问方知，每石只需3钱6厘。而之前官员向皇帝汇报的，则说是每石7钱，高了近1倍。陶澍再去上海东南门外，调查商贩货运沙船之装载量：大沙船可装1500石、中沙船可装900石、小沙船可装500石。

接着，陶澍令幕僚将船户中有经验者、有威望之长者邀集起来，召开恳谈会，向其面对面请教海运事宜。

就在比次恳谈中，陶澍一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全部的第一手资料：从上海到天津，海运顺风只需10多天，逆风也不超过1个月，失事率不超过百分之一。

按照以往经验，海上航行只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三个月因气候、风向和海汛，不能运输。

陶澍与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商量，共同画出了商船详细的路线图。

作为江苏省最高行政长官，俯身向农民、商人请教，这让他们格外兴奋，于航海经验知无不言，一股脑全倒给陶澍。陶澍则安排随行人员仔细做好记录，他也用心记下不少经验，这些都是在书本上不可能读得到的东西。

待将航行的细节问题逐一弄清楚之后，陶澍正式与商船老板协商雇船运米之事。

原本兴致勃勃的船老板们一下子神色黯然。依他们以往的经验，帮官府做事，也不是没经历过。他们最怕的就是：一是白干，二是刁难。

陶澍也早有预料，为解除他们的顾虑，当场向他们出示皇帝谕旨，明确自己是朝廷的全权委托之人。之后，再向他们发布了早已拟好的告示：

一、漕粮运价高于普通货物，运费现场发放，不经官员、办事员之手。

二、船户只需装八成漕米，二成可由商户自行决定捎带商货，政府免税。

三、省府派出水师全程护送，无须顾及海盗侵扰。

四、每船都由省府备好损耗米，无须担忧亏损折扣。

五、运粮船只需到天津港口，由朝廷官员收兑，随到随卸。

此五策，全部是从商人的角度考虑的政策，十分符合船户之心思。于是，他们看到这么好的条件，当场答应，并与陶澍签订口头协议。

与船商们谈好只是解决了基础的条件，而真正考验陶澍政治智慧的则是：如何如愿以偿的成功实行海运。陶澍想的是：要既不使河运的既得利益者感觉利益受损而平稳过渡，又不至于使阴招横阻海运，而致功败垂成。此事务须：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为稳妥计，陶澍抛出了“半海运、半河运”、“河海并运”的思路。

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上年的漕运还有40多个船帮没有渡过黄河。令道光皇帝极为震怒，一气之下将负责漕运的各大官员，一个不落、通通打五十大板：原任两江总督、现居大学士的孙玉庭被贬为翰林编修、休致：漕运总督颜检连降两级，以三品衔休致；两江总督魏元煜、河道总督严阆降级留任。

“休致”，用今天的话说，叫辞职，或者说是劝退。

虽说有了道光皇帝大刀阔斧惩处要人，但陶澍还是觉得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做到积极稳妥，不匆忙行事。他再次提出建议，将“河海并运”的前期筹备工作时间延缓，迟至下半年才开始运输。

大局谋定后，与此同时的，则是要迅速搭建得力办事团队。

他一到江苏，就分批接待地方官员，对所涉事项逐个摸底。一摸底方知，问题还真的是不少。

官事上，在江苏的68个州县中，有能力做事的官员却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则是：这些官员，是有七成之多属“捐纳”而进。

虽是花钱买官，但买来的官也不全是庸官。造成官员普遍无能的根本，则出在清朝的官僚制度上：分官与吏。

官，负责大政方针；吏，则负责具体办事执行。官员不懂办事，而懂办事的吏，却掌握着实际权力；吏往往因工资太低，常借公务向民众“浮收”，也就是乱摊派、多收税。朝廷即使出台利民政策，也常常被他们念歪，常使民众处于无感状态，而不念其好。

为了杜绝官吏分裂、执行走样，陶澍便组织成立上海海运总局，由俞德渊出任经理。连黄冕、关天培都被邀请进来主事。并特别选出海运人员，每人都有明确分工，从而杜绝了河运班子之间推诿拖拉、营私舞弊之习气。

陶澍由于措置得当，“商情颇形踊跃”，很快雇得沙船一千余只，三不像船数十只，分两次可以运米160余万石。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初五，陶澍发号起运。上千艘沙船行水如梭，开往天津。

八月初，前后不满两月，160多万石漕米分两次由上海起航，全部安全运抵天津。运粮之速，米质优良，多快好省，朝野震惊。

陶澍在《海运全案序》记载：本次共运漕米163万3千石，沿途损失800多石，不及全部运米的千分之一。正额则颗粒无损，自始至终不溺一人。本次海运速度是河运的几倍，节省银钱10多万两，米10多万石，省去向百姓征“浮收”一百多万两。

陶澍漕粮海运，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成功改革。

此事之稳妥，在于他事前缜密、冷静。他有意处理好了前面的“三大问题”，极力促使官员内部矛盾趋于缓和。

正由于前面工作的铺垫扎实、细致、到位，当道光帝面对反对声浪时才不为所动，从而得到了道光帝少有的坚定支持。

做事深谋远虑、顺天应人，上通下畅，怎能不成？！

陶澍海运成功，也在于他敢于完全抛开河运旧有的官僚体系，另辟蹊径，借助一种新型简约的官僚体系，将新生的商人力量组织起来，政府通过购买他们的服务，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陶澍此次所为功成，震动朝野，也令道光帝大喜过望，兴奋之时将其誉为：“干国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