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文学已死的声音，传说是这样的：当有人说现实主义小说已死的时候，乔纳森·弗兰岑写出《纠正》和《自由》；当有人说小说已死时，大卫·米切尔写出《云图》、《幽灵代笔》，以及排在后面的《九号梦》、《绿叶黑天鹅》、《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骨钟》、《乌托邦大道》。
迷幻民谣摇滚乐队“乌托邦大道”，成员包括贝斯手迪恩、鼓手格里夫、吉他手贾斯珀、键盘手埃尔夫，以及在经理人行业罕见诚实的加拿大人利凡。
这个故事讲的是首先要出现绝境，然后需要走出来，生活的全部内容无非如此。并不是说好像我们是受虐狂，非要经历一些波折、痛苦、绝望，而是说无疑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因为命运女神喜怒无常，滚动的线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断了。在另一个层面，必须回答如下问题：如果所有人都反对你，你会怎么做？
迪恩一开始就被置于几乎无路可走的境地，首先是刚取的钱被街头骗子掳走，然后因为无钱付房租被扫地出门，最后让打工的咖啡馆老板羞辱并解雇。当掏出借来的六便士，他开始怀疑“如果我的歌都是狗屎和蠢话怎么办？”迪恩永远都缺钱，只能寄居在贾斯珀的公寓， 在乌托邦大道灾难般的首演过后，新的困境出现在面前，“我需要他们，胜过他们需要我，”因为其余三人似乎都有退路。
埃尔夫面临的是爱情的碎裂，布鲁姆移情别恋，冷酷离开。没有什么比这更让女孩心碎了，要命的是，她要在本该出现二人组的酒吧独自演唱，而且拨弦片掉了——预示着作为歌手职业生涯的终结。在后来的乐队中，作为唯一的女性成员，任何议题上她都遭受着更多的反对，几乎让她发疯。
迪恩和埃尔夫的创作历程与贾斯珀、格里夫截然不同，他们的身前永远不缺少反对、欺骗、背叛、虚与委蛇——迪恩的童年在暴力和污秽中，父亲永远酗酒，殴打母亲和自己，耻笑他对音乐的爱，将他所有的音乐物品付之一炬；埃尔夫的父母从来都认为音乐是和毒品、下流、粗俗联系在一起的，女儿应该有一个正经的职业——仿佛取之不尽的愤怒与抗争的源泉，迪恩写出《紫色的火焰》，“别做不切实际的梦。我说你这样，你就是怎样。”布鲁斯剽窃了埃尔夫的歌，面对骗子和小偷的指责，布鲁斯撕下受到伤害男朋友的面具，说出了整部小说中最污秽的三个字，“证明它。”（在这里我长长出了一口气，自此以后他作为恶棍终于在小说中消失了。）埃尔夫在《证明它》中成长为金色的女王。
盗贼需要一个傻瓜来做成他的生意。
一个容易受骗、愿意相信任何人的傻瓜。
恋人需要一剂治疗重病的良药。
歌手需要一个律师和一把枪。
“我会证明犯罪是有回报的，”罗密欧说，“我会的，
我会证明它，我会证明它。”现在他还在证明它。
歌词就和文章、小说一样。“暴露你的内心和恐惧，并不总是令人愉快或容易办到的，”埃尔夫说，“但如果一首歌不能被人感受到——甚至如果连它的作者都不相信它——那它就是假模假式的。就像用纸和胶水做成的牛排三明治。它可能看起来不错，但味道不对。我不能写假歌。”
必须受到伤害，然后才可能醒来。男孩必须从三米的高台跳下，摔断腿，从此了解“自知”、“审慎”的含义，在此之前无论多少的说教都无济于事，只有经历，才有成长。埃尔夫必须经历背叛，因为真正的爱情在远方招手，没有毁灭就没有新生，灾难就是重生。
只有绝境才能激发出创造力，死亡成就诗人，流亡、牢狱成就作家、律师或总统，背叛意味着铠甲，耻辱的反面就是疯狂的激情，前提是你不把绝境当作惩罚，而是条件、机会、宣泄的出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刑场上被赦免，通过文学自我救赎；维特根斯坦以近乎求死的渴望参加战争，因为“和死神贴近些，也许会给我的生命带来光亮。”
有时候你会感觉受到忽视，遭到反对，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人们对你说“不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再忍一忍”、“还能怎样”，如此等等，命运的齿轮徐徐转动，仿佛一切都是亘古不变，只要跟在人们的身后就行。这时我们必须回答：该怎么办？还要继续么？是所有人认定的重要，还是我们自己认定的重要？是谁更深刻把握自身的内心？那些反对声和随之而来的“善良的”建议，迪恩的父亲是暴虐的偏见，埃尔夫的父母是功利的世俗价值和过分爱护，贾斯珀被家族排斥、被整个世界当作异类对待，他们被迫在否定中生存，就像冰层下的河豚，拼命寻找薄弱之处打开缺口，证明自己可以活下来。迪恩在紫色火焰中离家出走，在困顿和流浪中追寻梦想，埃尔夫虽然遍体鳞伤但告诫自己还没有到世界末日，正如酒吧中的观众所言，损失的是布鲁斯，而不是她。
尼采说，只有奴隶型人格将道德或公认的规则当作武器，除了“无名怨愤”，他们再没有别的可资证明自身价值的东西；真正的贵族不会借助于托词，道德只是一个人缺乏力量时制造的迷药，贵族创造自己独特的尺度，“控制自己的力量，懂得如何讲话，如何保持沉默，享受苛刻严格的训练自己，并崇拜一切严格苛刻的东西。”
我们终于说到贾斯珀，被头脑中的“咚咚”困扰的人，家族的私生子，隐藏在暗处不被承认的富豪后代。贾斯珀面临的困境是空前的，没有人相信他所谓的光头和尚和蒙古人——亲爱的大卫，如果我没有看过《幽灵代笔》，就不知道有一种宇宙间的思维形式，可以随意寄居于有机体，让正在喂鸡的四川老婆婆大吃一惊；没有看过《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就不知道邪恶的日本寺庙、和尚、谋杀，身处其中的荷兰少年；没有看过《骨钟》，就不知道存在着骨钟派，超时空的仲裁力量。可是我不幸地看过，那些你最优秀的小说，于是我开始怀疑，难道你要开始总结了么？为什么那些故事中的人物突然全都挤进了这个故事中？仿佛你在宣告要终结一种文学生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要死在沙滩上，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他被当作各种类型的精神病人看待，唯一的同理心仅仅来自埃尔夫。
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如同贾斯珀被当作异类一样，我们有时被看作偏执的少数派，人们总是认为大多数的更可能是对的，人数越少，越可能是错的。为了远古的复仇，和尚要杀死贾斯珀，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偏执、封闭和无法理解的举动。和埃尔夫相比，我们的同理心会有多少？是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人群中的少数，就像安静的书法家置身于喧嚣的练歌房，特斯拉车主跨进小米汽车发布现场，在口罩世界中未戴口罩，年老的乘车者在二维码、乘车码的海洋中手足无措，面对老师的提议唯一举手反对的学生，银行大厅中不断输错密码的陌生人，餐厅里没有注意到嘴角的残渣遭人耻笑的尴尬男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表决中的一楼或六楼，会场中唯一没有穿白衬衫的人⋯⋯
答案确凿无疑，每个人都可能是少数派，甚至贾斯珀，孤身一人面对世界。如果我们哪怕是稍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像埃尔夫一样，对贾斯珀给予深深的同情和共鸣，感动于他生命的挣扎和不屈。我们将觉察到人类是一个整体，那遥远的陌生人无比真实的就是我们自己，一样的偏见，一样的爱恨情仇，一样的对待死亡的蔑视，他/她的抗争就是我的抗争，他/她的挣扎就是我的挣扎。也许精神病人比我们更真实，对待生活更诚恳，我们实在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哪一个更假。
乌托邦乐队的每一首歌都与他们的生命历程有关，如同文字即作者的自白，因为全都来自于痛苦，痛苦具备世间最强大的感染力。
如果生活把你伤得千疮百孔
还把你吊在外面曝晒——
还把你丢进贫民的坟墓
那里面沉睡着死者——
我要把石头滚开，我的朋友，
我要把石头滚开——
把我的肩膀抵在石头上
把那块石头滚开。
⋯⋯
所以把那块石头滚开，我的朋友，
把那块石头滚开——
抓住它，举起它，踢它的屁股，然后
把那该死的石头滚开。
⋯⋯
让我们把石头滚开，我的朋友们，
让我们把石头滚开——
坚持就是抵抗，所以
把那块石头滚开。
——《把石头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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