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入侵与反侵略斗争。
鸦片战争前，中国面临着的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亦商亦盗的表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自我封闭。清王朝对西方殖民者的表现却没有总体，全面的认识，对于他们执意要打开中国大门的态度置若罔闻。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也全然不知，不仅没有为可能发生的变局作任何应对的准备，而且没有积极了解世界大势的愿望。
中国人对国与国之间的认识非常片面，中国的地位远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其他国家都是夷狄他们通过朝贡制度，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负有教化恩典夷狄的义务。
当时古老的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集中体现在挡不住的扩张与顽固的自我封闭上。中国人依然生活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清王朝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且没有积极了解的意愿。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浅薄而荒谬。愚昧无知，保守封闭，盲目虚骄。认识上的封闭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封闭。对各国概况的无知，对世界秩序的错误认识，使得清政府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时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和自我封闭倾向。
驳“殖民侵略有功”论。我们要正确认识马克思论述殖民主义具有的“双重使命”的历史语境。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虽然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他们给中国带来的更多是屈辱和苦难，在血与火中被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是使本来已经落后的中国更加灾难深重、贫穷落后。这说明一方面客观上殖民者产生了逼迫落后地区走向现代化的驱动力量。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他们的殖民地位和殖民利益。他们又千方百计阻碍和破坏落后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努力。总之，殖民者的“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的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
近代中国历经劫难而终未灭亡，帝国主义之间相互矛盾，相互牵制，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乃是更重要的原因。因为反抗屡遭失败就否定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积极作用甚至认为不如不反抗，是一种肤浅的，错误的见解。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翻译，编撰介绍世界史地及国际知识方面的书籍。2、偶然走出国门。3、游历史团。4、外交使团。5、祝外公使。6、公派留学。7、高官访问团，意味着实际上清政府已经承认外国的制度比中国先进，并有意学习。已经突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进一步拓宽了向西方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表明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历史背景大致相近，但结果迥异。中国有非常悠久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在改革中所遇到的阻力会很大。洋务派虽然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但他们也不想改变封建专制制度。而顽固派则更是反对一切的变革。明治维新前日本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封建领主制。长期内未见立起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而是实行封建领主制。权力相对分散，反封建的力量可以利用天皇的至尊权威，团结起来。
文化传统不同，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也不一样，日本积极主动，真心诚意，擅长学习别人长处，并根据自己的国情，将所学东西变成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中国则消极被动，被迫无奈的学。改革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向西方学什么和如何学，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当时的社会主要内部矛盾是阶级矛盾，而日本则是势力、地主之间的矛盾，这就导致了改革过程的不同表现。中国没有做过什么实质性的努力，没有任何改革和人才储备，依靠旧体系。而日本当时已经有大量留学生和大量改革尝试，甚至经历过多次武装斗争。
洋务派设定的最终目标“自强”“求富”，完全是相互矛盾的，怎么可能既挽救清王朝，又发展新的生产力呢？而日本则十分明确，就是破除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以实现“与万国对峙”。
洋务派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国家身上，企图借助外力以推动变法，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无论是联俄抗日，还是连日、英抗俄，都不能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要实现繁荣富强，首先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部分构成。民权主义方面，民主民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给孙中山带来了现代的民主观，尤其是美国威尔克特斯的《全民政治》，“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附之于有能的专门家”。同时他又依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制衡”思想和美国的联邦制度提出了五权宪法。林肯葛底斯堡演讲原文一句话：The gover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译作“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天下为公”，集中凝聚着的孙中山从的崇高思想，远大目标和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源于《礼记礼运》引孔子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个糅合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近代西方社会学说，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先进思想。具有中国化色彩的资产阶级建国理论体系。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溯本探源，不仅仅有利于深刻认识其理论本质，还可以当今改善民生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两岸关系的改善提供借鉴。
袁世凯是一个复杂的过渡性历史人物，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的现代化意识，在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制定商法，维持秩序方面确实起到了相对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清王朝官僚群体中的一员，他也有丰富的官场经验，他在清朝官场如鱼得水的生存能力，也使得它沾染浓重的官僚习气。这使得他在做决定时会考虑多方面的意见，在当时对他有影响的，包括外国集团利益，国内皇权法统的继承，重庆国民政府的对抗，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等诸多繁杂因素，致使他最终选择了复辟帝制。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国方案很大程度上是舶来品。而非像西方那样土生土长，这就决定方案本身在中国的可适性不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共和思想的宣传过程中，突出民族主义的宣传，放松民主主义的宣传，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缺少思想和舆论基础。资产阶级和共和国方案缺少深厚的社会基础，没有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文化危机。
1、经济方面：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陷入衰颓、紊乱，濒临破产的境地2、政治方面：劳工问题日趋高涨，国际争夺愈演愈烈3、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战争和战后物质生活的枯竭，使人心陷入虚幻、悲观、颓落之中，出现信仰危机。
西方文化危机引发中国思想界学习西方的观念转变。1、从强调生存竞争到宣传互助主义。2、由相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迈向世界主义，大同主义。3、对民族主义内涵理解的拓宽和加深，进而表示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失望。4、提出根本变更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要求。从清除思想的旧基地这个意义来看，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中国先进分子在五四前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不是一种孤单单的思想移植：不是极个别人的思想摄新，而是在世界文化变动，也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社会政治经济变动催迫下引起的反响，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变动的一种结果。
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看是朋友间的学术争论，实际上暗含了一定的政治内容和倾向。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采取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还是采取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究其根本，就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这场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论战，是一场“主义”与“主义”的论战。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与领导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苏俄及共产国际竭力促使中国接受两党合并的党内合作方式的动因：1、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他在远东地区的利益。2、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了解不甚清晰，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特点：1、持续时间长，布局范围广2、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相互交织、共振，经济严重衰退3、世界贸易额锐减，货币信贷制度开始崩溃。
1929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影响。一，资本西方资本主义猖獗的商品倾销，使中国农业遭受严重打击。二，西方资本主义实行关税壁垒，极大地打击中国的出口贸易。三、西方资本主义扩大资本输出，加强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争相放弃金本位制，引起中国严重的金融恐慌。五、日本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公开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加强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内外举措1、国民党政府长期忽视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致使农村走向崩溃。2、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缺乏有力支持，致使民族工业萎缩。3、币纸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作用，同时也为官僚资本垄断金融机构提供了契机。4、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一味妥协退让，致使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升级。
共产国际错误指导和三次“左”倾错误的深刻教训。1、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没有精准判断2、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没有正确认识一个党，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根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结合本国的实际而不能盲目从权威依赖别国。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全国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政府抗战有着标志和象征的意义。第二。国民政府具有动员力。第三，国民党是中国当时第一大党，它所控制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军队。第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否抗战决定抗战是否合法，如果不抗战也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合法政党。其他阶级，阶层和各种力量的抗战态度，抗战方式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态度的影响。第五，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的代表。包括（一政治上、二经济上、三军事上、四外交上）。
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族抗战发挥导向作用。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全民族抗战发挥导向作用和的必要条件。一，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他所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向和目标，方针和路线战略和策略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方向和目标。二，中国共产党是除国民党外唯一具有武装力量的政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政治导向的内容包括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面的斗争。保证了抗日战争始终向着胜利的方向迈进。
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以及由这个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与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全面性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起着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有实力的政党。只有国共两党具有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军事力量。因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的核心。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是抗战胜利的关键。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日本法西斯的彻底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对华政策相扶蒋反共的转变1、美国的强势地位决定他在战后处理中国问题上扮演主角角色。2、从赫尔利到马歇尔扶蒋反共成为美国对华既定政策。
苏联对华政策的利与弊。一，苏联在战后恢复中于美国权力抗衡。二，利己的苏联对华政策给中国共产党。制造了障碍，也提供了机会。
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倾向误判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1、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倾向加强：美国决策者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总是把反对苏联和反对共中共联系在一起，把中共作为遏制苏联的一种手段。这种干涉和破坏中国主权的对华政策必然走向失败。2、美国严重低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导致对华政策陷入僵化被动：中国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界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生成原因。
“一边倒”表现面上看是大国博弈，甚至是政治领袖们个人抉择的结果。其实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世界潮流与中国要独立自强的内在生命力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一、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二、出于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倾向苏联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国际支持，援助才能为有力的保证国家安全与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相对有利的外部支持力量。三、对美国的认识发生变化，美国当局在与中共接触中，犹犹豫豫停滞不前，等待采取尘埃落定的观望政策。这个是中美不信任程度增加。从而在选择上倒向苏联一方。
建国初期的国情和世情，决定了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保障国家的重点建设和基础建设，以实现赶超。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我们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我们选择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加强版的政府主导，因为西方国家如德国和日本为赶超英美，也都有过政府主导及国家干预。但他们的国家干预都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所谓的有计划也不过是政策指导性的干预。较少行政的指令性干预。而我国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改革开放。一直是采取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学苏联搞计划经济，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资源不足。无法满足实施大规模高速路的赶超战略。
苏联因素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何联系？
苏联党政机关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干部特殊化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当时能够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或许就不会做出过激的反应，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却把苏联国内出现的问题，加以人为的放大，认为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篡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同时对国内出现的类似情况，也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同样做出了严重的估计。
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与评价。
国外不少研究者之所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主要是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缺少乐观性的预期，认为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存在许多较严重的难以化解的问题。难以形成有特色的稳定的发展模式。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着诸如贫困差距过大，贪腐猖獗，环境污染严重。发展方向是难以有效转变的巨大难题。一切都在摸索和改变过程中。此外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条件，诸如国土面积辽阔、劳动力资源丰富、消费市场巨大都是中国独有的，其他国家难以效仿和移植中国的经验，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发展谈不上什么模式。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在一些外国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之所以说它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就在于在中国模式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形成，资本主义的一些普遍现象在中国已经出现。并且中国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转向资本主义。在一些学者看来，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的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雇佣劳动为支撑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人们赞扬还是反对，只要承认这个事实，就很难得出另外的结论，因为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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