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鸟杂，向来如此，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之事！
我们生活的周遭也历来不乏可恨、可叹、可气之人！人贱（只是地位低下罢了）不可恨，可恨的是贱人！而贱人最最最可恨的是：总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以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并终生以此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处事之原则”而乐此不疲！
上海交大窦令成教授曾说：“现在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来源于有那么一拨人，惯于用圣人的标准衡量别人，用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细思极恐、细想诚然。
不信，诸君请看：
大家或许不会忘记，不久前安徽五河一名女教师因未及时回复学生家长在微信群里提出的问题，被学生家长公然辱骂、殴打。然而，这名野蛮家长的可恨之处并不完全在此，而在于辱骂殴打过无辜教师之后，她还“大摇大摆、恬不知耻、大放厥词”，说什么“我有资格打老师；她是老师，他没有资格打我，我这辈子没怕过谁……”云云。
瞧瞧，
这是什么论调？
这是什么逻辑？
完全就是一副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和一副
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
“明骚易躲，暗贱难防”的德性！
不信，诸君再看：
某单位的一次日常例会，一位职工的手机忘记关闭（或静音），于会议期间不慎响起。这下主席台上的领导不愿意了，义正词严、声色俱厉地大加批斗。从个人态度说到会风问题；从会风问题说到职业修养问题；从职业修养又说到人品问题。直到说得这位女职工掩面而泣，台上领导方才意犹未尽，悻悻作罢。
然而，颇富讽刺意味和戏剧性的是，领导批评的话音刚落，他自己的手机在一片静寂之中“毫无遮拦、肆无忌惮”的刺耳的响起，大家一下子把目光都聚集在台上的这位领导身上。领导短暂的几秒尴尬之后，瞬间又秒变为坦然镇定的神色，一手拿起手机，一手指着屏幕，厚颜无耻而又万分荣光地说：“市局领导的电话……”
对比前后，职工开会手机声响起固然有违会场纪律，适当批评教育也无可厚非，但身为领导本该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难道你是领导，你的手机在会场响起就天经地义？
难道你是领导，你的领导打来的电话就重要到可以忽略会场纪律？
难道你身为领导，你就可以肆意的用两把尺子评价他人和自己？
诚若如此，难道你批评别人时候就不曾想到别人的的电话也许于她而言也是十万火急？
我们是否常常如此：同样的事情，搞双重标准？说别人的时候，就站在舆论制高点，一副深恶痛绝的模样，而一旦轮到自己，就变成了一副理所当然的嘴脸？
记得作家杨文讲过她一次火车上的奇遇：一次，她和朋友坐火车出去旅游。一位抱着小孩的妈妈一屁股坐到她的床上，自顾自地说：“带着小孩不方便，我用上铺换你的下铺吧！”
杨文不想和同行的朋友分开座位，就有点不乐意：“能不能先问下别人呀？”
这时，中铺一位阿姨插话了：“别个带着小孩不容易，你就跟别人换一下嘛。”杨文有点不爽，她不是不愿，只是不喜欢被人强迫，更不喜欢中铺阿姨这种慷他人之慨的虚伪“热心”。
就说：“我朋友在这边，我不想到那边去睡。”
阿姨说：“你是大学生吧，不要这么不近人情啊！”
“那我的上铺换给这位妈妈，你去睡这位妈妈的上铺，我睡你的中铺可以吗？这样我和我的朋友就不用分开了。”话刚说到这里，阿姨扭过头去：“你这样好麻烦哦。”
生活中，
我们是不是常常如此：
总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
慷他人之慨，以道德的名义肆意绑架别人，
但一轮到自己，就“王顾左右而言他”？
“文革”期间，组织上通知钱锺书参加国宴。大家试想，但凡能接到如此邀请，往往都会受宠若惊。
钱老却说：“我很忙，我不去！”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哦！我不去，我很忙！”
“那可不可以汇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我很忙，我不去！”
在那个世人竞相献媚邀宠的年代，在那个人人检举揭发以求自保的年代，钱老始终保持着文人的清高和傲骨。这样坚守，自然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钱锺书更为让人敬佩的是——他从不评价别人的是是非非。他不仅践行“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的处世之道，而且也深知人性之丑陋、自私、虚伪！他理解别人的欲望，理解别人的局限，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所以就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
“真正有道德的人，只会用道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绝不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和要求别人。”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而不是要求别人。
律己须带秋气，处世宜带春风。
最后再一次的劝告那些“贱人”们：请不要再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而以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否则，我只能恭喜Ta，已达人生“至贱”！
作者:一言伟定（公众号同名，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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