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变形的艺术

诗歌是变形的艺术

“诗歌是变形的艺术”——这句话是英国诗人雪莱说的。其实用这句话解读中国传统诗歌也没有问题，它说明对诗歌的解读不能局限于字面上的意思，要想得多一点，远一点，深一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加进去，因为诗歌是语言的极品，而鉴赏诗歌则是一种审美的艺术，这种艺术，有浅层效果和深层效果之分。

诗歌的浅层效果是对生命的浅层领域的影响，更多的是感官的满足，而艺术的深层效果则是对人格、精神领域的影响，所以柏拉图才说，美的东西一定要有一种形而上深度的效果。仅仅追求感官领域的满足最多是一种娱乐，还谈不上是真正的审美。

当然，诗歌的浅层结构与深层意蕴之间往往是很难分开的，而诗人的语言往往带有某种伪饰性、暗示性或象征性，表面义容易误导读者。

余英时先生回忆自己在私塾上学的时候，说他的老师刘惠民，学问很好，四十岁左右，给他们讲古典文学，教他们背《唐诗三百首》，有一年春季，发现刘老师突然热烈地写起诗歌来了，他们很好奇。有两句诗他记得很清楚：“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他们当时不懂，后来发现，原来刘老师当时正和一个年轻寡妇谈恋爱。这位少妇偶然到他们的私塾附近走动，面带微笑。他的老师写的诗，表面上好像是写讲堂外面正在怒放的“春花”，其实是写人的，而外人往往是不太懂的，所以诗歌鉴赏往往是很难落到实处的，强硬的逻辑分析往往是对诗歌美的伤害。

问题是，诗人们为什么要拐弯抹角、隔山打牛，把诗歌弄得云里雾里而不直说呢？

这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有关，也和这个社会的文化特质有关。

中国古人对诗歌有要求，那些孟浪的、直率的诗歌古人认为是不怎么美的，要“发乎情，止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抒情上，“过犹不及”，要内敛一点，不能把一切直露无遗地写出来。所以李白先生那种不顾一切的排山倒海式的尽情抒写，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未尝不是一种破坏。

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性格一直比较内敛，加上传统体制的垂直高压，长期缺乏言论的自由，所以，传统文人在诗歌中也不敢放诞无礼，为了言论的安全，总是借助那些与内心情感对应的外在景物——意象——来表情达意。

读古典诗歌，读懂了意象，才能读懂诗歌的情感意蕴。

意象是解读诗歌的密码，而诗歌往往是一个密码系统。莫砺锋先生认为，成为佳句的要素往往看诗句意象的“密度”，因为意象密度容易拓宽诗歌的意境。 比如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纯粹是六个意象的组合，突出了一个“早”字，也写出了行人的不易。苏轼在《蝶恋花》里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闹”，你以为他是说爱情吗？

诗歌是变形的艺术

事实上，任何作品都在表现作者的“自我”，诗歌也一样，而“自我”是一座“冰山”，呈“冰山结构”，有“显”的部分，也有“隐”的部分。诗歌作品中，作者通过语言意象露出来的往往是水面的一小部分，而没有写出来的往往是隐藏在水面下的很大一部分，后者则更为本质，更需要挖掘。

从人性层面考量，最刻骨铭心的感情往往是语言难以表现的，最深的伤痛和最甜蜜的幸福都不是语言可以承载的，能够轻易说出口的往往都不是连心连肉的。法国作家缪塞说：“最美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就是纯粹的眼泪。”

读懂诗歌的前提是需要读懂人性，读懂人性的“显”与“隐”、稳定与多变、伪装与真实，明白人的情感与理性的纠缠、灵与肉的撕扯、言与行的分裂……这样才能对诗歌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也才谈得上真正的艺术享受。

朱光潜先生说:一个不懂得诗歌的人就不懂得文学。这话说得一点不过分。因为文学是人学，诗歌更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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