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所理解的忠孝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这样，作为日本核心的忠孝就和中国人队国家尽忠和对双亲尽孝的思想区分开来了。从七世纪开始，日本就广泛吸取了中国伦理道德的精髓，忠孝都是汉语文字，但不同的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种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人眼里忠孝是有条件的。而仁，也就是英文中的仁慈，是比忠孝更高境界的美德。西方人所指的有关人们交往的美好关系都可以用仁来表达。父母必须具有仁慈之心，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必然揭竿而起。仁是使他人忠诚的先决条件，帝王皇位的巩固，文武百官的长治久安，全在于统治者施仁政，中国的智者在与人们的交往中讲究“以德服人”
日本人并不赞同中国的这种伦理道德观。日本学者在谈到中世纪中日两国的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的绝对权威不相容。所以，即使只是所谓学术伦理，我们也从未全盘接受过这种观点”。事实上，仁在日本时被排斥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之外的，它从未享受过在中国伦理体系中的崇高地位。日语中，仁被念JIN，但字形还是中文的仁。行仁义或施仁政即使是身居高位，也不必一定具备的德行。由于仁在日本的伦理道德体系之外，因而提到仁时，人更多联想到的是行善积德，比如热衷于慈善，赦免罪犯以让自己名垂青史等，但这些的确只是工作之外的事，并不是每个人必须如此。
人们提到行仁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隐意是“做法律规定以外的事，这种行为经常被流氓地痞奉为准则。比如在德川时代，武士们事佩戴双刀的，显得十分威武，而无赖们则只佩单刀，”行仁义“就是做些杀人越货的行当。如果一个犯了事的歹徒要求藏在另一个帮派里，这个帮派为了避免这个歹徒的同伙前来挑衅，只好把它藏起来，这种做法便是他们理解的”行仁义“。现代社会中，”行仁义“更不是什么好词，人们只有在谈及如何惩罚不良行为时才使用。正如日本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现在在日本，地下劳工到处行仁义的做法十分猖獗，我们必须严厉惩罚。警察也应增强取缔此类不法行为的力度。“很显然，”行仁义“和流氓地痞们引以为荣的偷窃抢劫类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在日本社会上，经常有一些小包工头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美国码头的意大利籍工头那样，私下和一些不熟练的个人订立非法劳动合约，自己承包一些工程，然后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榨取高额的利润，这在日本也被称作”行仁义“。中国的仁人概念在这里已经完全走样了。日本人就是这样大肆地篡改、贬低了中国价值观、道德观的核心思想，而且也没有其他新的内容能够使忠孝俩种义务变成有条件，因此孝道在日本就成了无条件地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是父母的恶行也要无条件地宽恕。只有忠孝发生冲突时，人们才以忠为重，放弃尽孝的义务。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子女尊敬，也无论父母是否破坏了儿女的幸福，尽孝对子女们来讲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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