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江湖是金庸先生唯一一部真正以江湖斗争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它没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情怀，因此一切都离不开江湖，把波谲云诡的阴谋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最大的特点便是真实。众生纷纭，为了所谓的江湖名利争相奔走，抢夺《辟邪剑谱》而不惜灭林家之门，他笔下的江湖纷争不断、恩怨不止，人浮于江湖，命若悬丝。
正邪难分何所界
风波险恶，原是武侠世界的一大特点。而论江湖之凶险，却难有及《笑傲江湖》者。小说中，除却少林、武当、峨眉、崆峒、青城、昆仑等人所皆知的武林门派，还有嵩山、华山、衡山、泰山、恒山五岳剑派与魔教“日月神教”。魔教固然行事邪门、凶残暴戾，而自诩为正教的诸派亦不遑多让。青城派余沧海为夺《辟邪剑法》诛杀福威镖局人众，嵩山派弟子扮作魔教人员截杀恒山派三位师太，左冷禅与岳不群均具吞并江湖之野心。正教作恶与魔教的不同在于，魔教是纯粹的恶，而正教总是可以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民众。
剑气相斗两所伤
华山派剑宗、气宗之争由来已久，双方隔阂甚深，终于在二十多年前剑宗、气宗以命相搏，剑宗高手凋亡殆尽，气宗虽独掌华山掌门之尊，也是大伤真元。剑、气二宗情出同门，却何以兄弟相残？二者对练武方式的不同竟上纲上线为政治观点、道德观点的不同，以至矛盾不可调和，进而分裂华山一派。若是华山剑宗、气宗得以各取所长，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而不是一味敌视其他声音，日后华山与少林、武当鼎足而三也不无可能。。
从东方不败到任我行
任我行原为日月神教教主，因醉心于“吸星大法”，无暇管理教中事务，而被东方不败篡权夺位，囚于杭州西湖底。后同向问天，令狐冲等人大战东方不败，重夺教主之位。东方不败管理下的日月神教，显然是封建王朝的一种写照。教众觐见，不仅要跪拜行礼，而且须歌颂：”“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云云。任我行重新接管魔教后，初时只觉得这些措辞肉麻难堪，却也大为受用。其后却变本加厉，从任我行到东方不败，再从东方不败到任我行，实际就是封建王朝的演变模式。当权者虽然变易，封建独裁统治却如恶龙般代代延续。英雄因何铩羽，因其拥有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力量是独裁的本质。中国封建统治持续两千多年，世之罕见。所幸民主自由之观念如燎原之火，一得深入人心，封建统治的统治根基便不复存在。
东方不败一任我行、左冷禅一岳不群之间的转换暗示了一种历史的循环，儒家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理念，在专制制度的框架中，或者演变为不择手段追求权力的贪欲，或者萎缩成理想消逝但求自保的处世哲学。
金庸赋予了武侠江湖以现实意义，劝谕世人江湖险恶，人心难测。笑傲江湖也许是金庸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最后一次批判性审视。此时英雄主义已随着大英雄大豪杰萧峰的自杀而日薄西山，但金庸仍试图为他笔下的英雄探讨一条可能的出路。在《笑傲江湖》中，金庸放弃了其重要小说一贯采用的虚实相生的叙事模式，取消了小说的历史背景，意在展示文化、人性和政治中某些永恒的东西。
在《笑傲江湖》后记中，金庸先生曾写道，“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距《笑傲江湖》成书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国内国际情况当与成书时迥然不同，然而书中的一些政治隐喻，放之四海仍不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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