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在新华社的宣传片《红色气质》里，女儿瞿独伊对着镜头谈起父亲瞿秋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我父亲？”这不仅是女儿的疑问，也是父亲终身的疑问：我究竟是文人，还是共产主义者？
1935年6月18日，汀州中山公园寂静肃穆，鸟雀停息呻吟。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自此结束其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
即便秋白高呼口号英勇就义，人们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可他偏偏又在死前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知瞿者，谓瞿何忧，不知瞿者，谓瞿何求。但这不是普通的遗言，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谆谆教诲，没有热切期盼，反倒是十分地消沉。将自己的内心一层一层剥开，不全是大无畏，也有彷徨迷惘，坦然地将自己从神坛上拉下来。瞿秋白落笔之时，已经清楚坦白精神世界的后果。但是在“生命的尽期”、“绝灭的前夜”，仍然没有放弃最后“谈天”的机会。
因为纠葛于“文人”和“政治领袖”，瞿秋白称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刚决果断。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彪炳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只为心中理想。明明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存在，但是他却反复强调光明后面的阴影。他说没落的士绅会变成城市中的的波希美亚——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高等游民。他坦承他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一直没有真正的压制住他的绅士和高等游民式的情感，自己一直饱受这两种矛盾意识的侵蚀。
然而细细想，瞿秋白是否是对自己太苛责，太诚实，反倒更显可爱，并未丧失其自身魅力,相反,他脱离了近乎神的形象,变得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惧怕,有懈怠,有逃避,有痛苦.忠于内心,为自己获得的也许不是光环,却是朴素的人格力量。
文人式的革命者瞿秋白注定是矛盾的，这也是其伟大之处。
文/王立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