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焦虑从那里来》

《中国人的焦虑从那里来》

看到经济学家茅于轼著的《中国人的焦虑从那里来》这一本书，感觉题目起的很吸引眼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焦虑，然而本书并不是描写个人的焦虑，从经济学着手，描写的是一些与普通大众公共利益有关的事情，很有意思的书，瞬间吸引了我的读书兴趣。

  一、 开篇讲述了社会公正的问题，首先引出了话题，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普遍的说法认为是贫富差距导致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会引起怨气，但也不是决定因素。中国的香港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的基尼系数差别主要是城乡差距，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香港面积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这可以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差别会很大，可在香港并没有因为收入差别而引起很大的民怨。香港曾经发生的大游行等活动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而不是收入原因。

   民怨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败，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不是最腐败的国家，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中，中国排七十多位，比中国腐败的多的国家有很多。收入差距和贪污腐败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真正的根源是在于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我个人比较赞同作者的观点，古语云:不患寡，患不均。在一个社会里，必须要公平公正，要有正义感！一个社会要讲理，要有可以让每个公众讲理的渠道，是一个讲道理的社会，这样民怨就会慢慢消失了，社会越来越稳定！

二、对公平与效率的思考

  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的利用社会资源，即使主张公平的人，也同意应该提高效率，避免人们限于贫困。讲究公平的同时也要考虑效率该如何保证。作者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进行推导，提出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没有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深入研究后发现，只有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说就是人权的确立。凡是人权被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读到这段时，使我想到为什么一些有钱人都移民国外，财产转移了。

  市场要想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前提是要有一个有秩序的市场制度，需要基本的人权来保证。人权是财富的保证，只能保证个人的人身和财产，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公平。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是市场制度造成的。例如，比尔盖茨这样的大富豪就是市场制度下产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也在空前扩大。然而我们追求平等，不可以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可以采取的方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市场做初次分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是自愿性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可以进入这种理想的状态，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

   可中国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国的个人调节税不但没有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到了逆调节作用。因为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富人都逃税，税务局对此毫无办法。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富人不是靠工资致富的，他们主要靠财产性收入高致富。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存在银行政府不会对这部分征税，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更高，相对的消费少。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