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编制在朝廷的府兵没有战斗力，抽调编制在藩镇的边军又无法指挥，最终让朝廷在军事和财政的恶性循环中崩溃。
唐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叛乱，唐德宗任命哥舒曜为东都畿汝州节度使，率军前往镇压。但哥舒曜遭到了李希烈的围攻。公元783年冬天，位于长安西面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接受皇帝命令，率领泾原的军队向东前进，援救哥舒曜。由于皇帝手中的兵马不足，要借助藩镇的军队来打仗，在皇帝与藩镇间，军费的分配如下：如果藩镇只是在自己的统治区里调动军队，那么军费由藩镇负担；如果藩镇的军队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离开其统治区，那么从离开的那一天起，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
这一次，皇帝动用泾原军，中央政府派来犒劳的官员京兆尹王翔只提供粗茶淡饭，一分钱没有拿出来。编制在藩镇的边军待遇本就不如编制在朝廷的神策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上战场的士兵越想越冤，决定停下不走了。只能任由士兵怀着对财宝的渴望，抢劫长安金库。唐德宗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妃子、公主一百多人，加上几个愿意跟随他的宦官，从皇宫的花园北门出逃。最后兵变虽然被镇压，但是唐朝廷兵制财政已经被彻底破坏，如同癌症晚期病人。
唐代初年，太宗时代，唐中央朝廷官员编制额定730人，长安宦官也不多，中央财政尚可支撑，到玄宗时期，达到宫女4万，太监3000，朝廷官员定额17000，其他官吏57000人，关中平原的粮食无法支撑朝廷，粮食从江南运到长安，运费很大。军费就更加紧张。
唐代兵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府兵具有中央禁卫军性质，编制是在朝廷的。安史之乱以后，府兵制度瓦，中央募兵并给士兵发工资建立神策军，神策军数量不多，仅足保护京师，同时由于朝廷无力养兵（玄宗时期每年军费200万贯，安史之乱后军费为1260万贯），各地藩镇在自己辖区内自主募兵建设自己的军队，藩镇节度使拥有行政，司法，军事，财政四个权力，除四川，江南，关中地区外，各地藩镇均不向朝廷纳税。
由于北方蛮族的威胁不断加大，加上内地的反叛也此起彼伏，朝廷手里本就有限的纳税区域越来越小，神策军编制内能养活的兵力也无法增加，同时，随着神策军内部淘汰机制的弱化，禁军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弱，远远比不上能够直接在自己领地内收税，募兵，同时经常参与与吐蕃突厥的战争的边军。
不断抽调藩镇边军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边军的武器，日常供养由藩镇负责，战场上却同禁军一起卖命，边军战死也是藩镇抚恤，如此一来，朝廷每年节约财政数千万贯，看起来很好。然而，藩镇并不甘心白白削弱自己，由于行军军费由朝廷承担，藩镇往往虚报人数，发出5000人，用20000人来要军粮，同时，边军与吐蕃作战是保卫家园，属于保护自家庄园的子弟兵。为朝廷奔波千里去攻击潮湿的云南南诏和淮河，完全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现象普遍。
朝廷顿时陷入：战争失败损失土地——纳税人口减少税银减少——无力招募更多禁军——更加依赖抽调藩镇边军——边军耗费大且不出力——战争失败进一步丧失土地和朝廷威严。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朝廷做事操之过急，急于取得军事胜利来振兴大唐，恢复开元盛世的镜像。扎实练兵，整顿财政，在纳税给朝廷的川陕，江南建立有效的兵源和财源，对于藩镇先易后难，一个个拿下，进一步扩大朝廷领地，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支数量可观，训练有素，坚决服从朝廷指挥的禁军队伍，才能做到指哪打哪，仅仅靠抽调士兵，抓个鸡犬还行，一统天下，扬威海内还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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