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姐是我的师姐，曾经在我们那所大学担任舞蹈队队长。不过我本身缺乏舞蹈天赋，所以对校内的舞蹈演出也没怎么关注，真正认识她还是在我们成为同事以后。
莺姐是四川人，个子不高，非常苗条白皙，一张典型西南方人的宽颧骨脸儿上，最吸引人的是一双含笑的大眼睛，那样一双善睐的明眸中带着三分勇敢、自信和狡黠，让人想起约见撒切尔时的邓小平。
莺姐从小就是天之骄女，父母在当地都是有些权势的人，把她培养得非常自信。她自身天资也好，一帆风顺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虽然并不特别漂亮，但是她的活泼自信使得她在女学生中显得与众不同。她的男友也是人人羡慕的，那时校园民谣音乐在中国大陆刚刚盛行，他的男友是非常知名的音乐人，而那首至今仍被广大文艺青年传唱的歌，就是他献给莺姐的。他们是青梅竹马，双方父母是世交，可谓门当户对，所以，在莺姐毕业之前，双方父母已经帮他们做好了结婚的准备。
然而莺姐并不是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她在毕业前就考入了A公司做intern, 开始追求她自己的事业。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紧张而辛苦，那时她参加的项目带队的中级审计师是向哥。向哥是个高大白净的北京眼镜男，有北京人的豪爽大气，又有着北京男生少有的沉稳。我一直觉得其实向哥和那个音乐人在外形上属于同款，但是莺姐却选择了向哥，她很主动地追求向哥，并且跟音乐人分了手。
莺姐因为实习期表现出色而被公司录用，向哥也升成了高级审计师。在新员工中，莺姐也是特别出色，才进来没几天，就利用父母那边的关系，给公司拉来了一个四川的大型国企作客户。于是莺姐成了公司一颗耀眼的明星，她本身业务表现也很出色，又迅速考过了CPA资格，在向哥升为高级经理的时候，她也晋升成了经理。事业上一帆风顺，唯一令她不安的就是向哥并不提结婚的事。
公司里其实是不鼓励员工办公室恋情的，认为会影响工作。但是莺姐非常高调，有时居然会在办公室里大声聊起这些，莺姐的声音天生发嗲，即便是她生气骂人时也是嗲嗲的温柔。虽然嗲，但并不弱，辨识度极高，有时她会跟同事聊天说：“昨天我妈还打电话给我，我不是刚过完28岁生日嘛！她说，你都这么大了，老不结婚就这么住一块儿算怎么回事儿。”身边一众staff听了都是暗笑咂舌。有一次大家一起唱卡拉OK，莺姐也上去唱了一个，平心而论，莺姐擅舞而不擅歌，经常走调儿，但她每次都唱的开心又投入，她那天唱的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边唱边瞟着向哥，大家起哄让向哥上去表态求婚，而向哥是巍然不动。
我进入A公司比莺姐晚好几年，那时她刚刚晋升，与我没有具体工作的合作，但是身边的同事们都在传颂有关她的各种事迹。莺姐与我同在高科技通信组，是核心技术组的成员，每晚加班都能看到她穿着拖鞋跑来跑去的身影，有时是收集底稿，有时是与那香港合伙人一起讨论问题，她的声音嗲嗲的带着笑意，在那样一种紧张工作的氛围里显得与众不同，有时她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些人啊，都不动动脑子，working paper能这样做吗？”因为加班加得头晕，大家一时都没反应过来她这话是指责的意思，因为声音太温柔了。
那香港合伙人S是个牛津毕业的高个子，长脖子短下巴，说话带点阴阳怪气，每次加班后的放松方式就是去天上人间喝杯花酒，然后再回来办公室，穿着紫红色睡袍看底稿，但他的业务能力很强，要求也极高， 与莺姐经常要讨论很久，有时甚至会争论起来。争执不下时，他会干脆说：“OK， 莺，stop! 我们休息一下，聊点儿别的。”于是两人迅速转换话题，聊起哪个餐厅好吃哪部电影好看，休假要去那里旅游等等。之后喝一杯咖啡，S说：“开始！”于是两人又开始继续前边的争论，精准得好像收音机换台。
那年我们负责出一家大型通信公司的美国上市年报。我所在的组一共7人（含intern）,被分配去负责山东省分公司，这是全国第二大省分，数据重要性不言而喻。负责经理是D姐，也是个出名严厉的女经理，当时她怀孕五个月，带队的senior不免有点儿战战兢兢，不过senior很优秀，工作调配得当，我们这些战友也很给力，每天加班加点（有时我忙得午饭都不吃，就在房间里补觉），加上客户很配合，提前圆满完成了现场审计任务。D姐很高兴，她许诺我们可以在春节期间按照法定假日休满五天，这在会计师事务所算是很大的奢侈了。正当大家高兴地计划假期时，就听见D姐在她的隔间里跟莺姐打电话：“你说什么呀，我答应他们可以放假五天的，他们太辛苦了，你说什么，不行，这对他们不公平，干得越好任务越重……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不等她说完，莺姐那边电话已经挂了，D姐气得挺着肚子站在隔间里哭起来，我们在外边的staff区坐着干活，一声不敢吭。大家私下里说, 莺姐能力确实不错，但是做事有点儿强硬不择手段，令人侧目。
我们终于还是按照莺姐的安排在春节期间加了班，最后，我独自负责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出年审报告。报告包括中英文，几十页，里边的数据、措辞、格式、字体等等都要反复核对修改。我在打印室熬了两个通宵，跟一个胖胖的打字员小L一起工作。无论我怎样细心，最后总会被莺姐找出毛病，最后那些字在我眼里都快变成蝌蚪了。寂静窄小的打印室里，小L循环播放着陈琳（那时还没有跳楼）唱的《十二种颜色》，听得我几乎灵魂出窍，一个senior偶然经过，说：“哎呀，这歌儿给人感觉好飘逸啊.”此后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像听到咒语一样有种昏然欲睡感。
我把那本报告来回改了十四版，最后找打印室装订成册。交给莺姐，她捧在手里那样专注地看着，仿佛那是她亲生的孩子一样，连封皮都仔细抚摩了一遍，终于说：“好了，拿给向哥去签字吧。”——那些海外的合伙人都没有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资质，向哥是少数几个有签字权的合伙人之一。
那时他俩刚结婚不久，刚刚在CBD买了房子，莺姐的母亲兴兴头头跑来给女儿帮忙，她在地方上是说一不二的人，比她的女儿更加强势，当即雷厉风行地按照他们三线城市领导干部的审美眼光给女儿装修了新房，结果惹得向哥大怒。最后还是莺姐好不容易摆平了这次风波。
向哥是前程远大的，没几年的功夫就申请上了沃顿商学院的MBA，居然还有奖学金，其实就算没有奖学金，凭他们的积蓄也足以过上很舒服的留学生活了。莺姐继续留在北京，她依然努力工作，同时也给自己最好的享受，穿的戴的都是名牌，加班夜宵也是进口巧克力和水果。案头常年摆着鲜花，有时她在洗手间聊天会热情推荐我们附近哪里开了新的美容院，办卡一年才十万多云云。莺姐依然是工作狂，在她那莺声燕语袅娜柔媚的外表下，藏着铁一样的意志。她很快晋升了高级经理，有一次年审之后，客户约了券商、律师和注册会计师在香山饭店开会，莺姐作为负责经理本该到场，然而她手头工作忙，就改为电话会议。她独自在自己的隔间里跷着二郎腿开着免提听那些券商和律师争论，偶尔插嘴一句，过一会儿就冷笑着出来泡一杯咖啡。等到她发言时，她讲的全是政策导向、时间要求、GAAP Difference、分录调整必要性等等严肃重大的问题，虽然声音娇嗲，可那股权威感和自信度满满，每当有券商提出质疑时，她都当即用不容置疑又略带刻薄的专业回答予以回应，言外之意是：“我是专家我说了算，就您这智商就甭跟这儿废话了，省得丢人现眼！”据后来在场参加电话会议的同事们讲，当莺姐在电话里回答完所有问题，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些券商彼此面面相觑，似乎都意犹未尽，但是都期望别人提问，怕自己问出来会遭到莺姐不留情面的回应。谁能想到这娇滴滴的小女人也能把一众老爷们儿吓成这样呢？于是最后是沉默，莺姐说：“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说完就把电话“啪”地一挂，骂了一句“这帮傻帽！”
按照莺姐那样的工作量，有的经理都视网膜脱落了，而她连近视眼都没有，只是有些脱发、 含胸，大家都说，到了她这个年纪这个地位，还不快点歇歇好好养个娃，那么拼命干嘛？而莺姐似乎一直乐在其中。
大概过了不到两年，莺姐突然消沉了一阵，雪白的脸开始发青，本不茂盛的头发越发稀疏了，她心里藏不住事儿。向哥要跟她离婚的消息在公司内传播开来。然而莺姐是绝不服输的个性，她很快做出了决断。她向公司请了半年无薪假，独自飞往美国。中间经过了怎样的曲折，她又付出了怎样的心力，我们外人是无从得知的，只是等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怀上了女儿，向哥那离婚的念头早已消弭得一干二净。战无不胜的莺姐，力挽狂澜的莺姐！
当然，半年无薪假，加上后来的产假，也着实影响到了莺姐的升迁，那时她已经是合伙人，业绩压力很大，不过用这样的代价换回家庭的稳定，相信她心里自有一杆秤。
那时我已经离开了财报审计部门，去做内部控制审计，后来我与莺姐几乎就没有见过面。她调动去了上海，因为向哥回国后在上海工作，莺姐很适时地在上海争取到了一个更高的职位。
再次见面已经是好几年后，那年公司接手一个大型国有银行的IPO项目，A+H股，是那一年全世界最大的IPO项目，公司拿到的审计费用是以亿计算的。当时我是这个项目的内部控制审计的现场技术负责人，这个项目规模庞大、内容错综复杂、客户也很挑剔，着实让我们费了好大的辛苦。上市成功后，公司特地在延庆那边的一个度假村举办盛大的庆祝晚会。我因为当天下午要给staff们讲课，抵达晚会现场时已经晚了，连工作正装都没来得及换就冲进了那个衣香鬓影的晚宴，此时表演节目的是一组女审计师们跳的热舞，台上十几个热辣美女，其中一个居然是莺姐。她也是这个项目的顶级负责合伙人之一，特地从上海赶来参加庆功会。此时的她身着露肩臂的黑色性感短裙，鬓边簪一朵红玫瑰，与一众年轻女同事一起作青春劲舞，年届四十的她，眼角眉梢已有了些许岁月痕迹，但动作的活力和眼中的激情与二十岁的女孩一般无二，虽然早知她是母校的舞蹈队长，但这真是我第一次看她跳舞，她依然是舞台上笑得最灿烂的那一个。我放下背包站在台下，并不急着去寻找自己的座位。我静静地盯住舞台上的她，满心满意，为之倾倒。
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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