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于思考的托尼·朱特偏偏患上了“渐冻人症”，这不啻于一种最残忍的酷刑。身体一点点被禁锢在静止状态，逐渐不能写字、不能言语，疾病不但慢慢切断了他同外界交流的途径，甚至剥夺了他跟随自己的思想起舞的乐趣。于是他被称为人文学术界的“霍金”。
托尼·朱特很清楚，他要跟疾病赛跑。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患病期间口述完成了一篇篇回顾一生的小品文。这些都是他舍不下的私人记忆，坦率，诚恳，自然流畅，集结成他的《记忆小屋》。其实，他最舍不下的，正是这种思考的自由。
回忆起进入剑桥国王学院任职的经历时，朱特曾经感叹“职业走向的无定：所有已发生的事，都可以不那么发生”。实际上，朱特的一生都充满了这种人生走向的不确定性。朱特之所以成为朱特，正赖于他的不受固有规则和标签的狭隘限制，敢于自由选择。
固守成规、烦闷无趣的中学教育不和朱特的胃口。多亏了特立独行、被称为“乔”的德语老师保罗·克拉多克，帮他打下过硬的德语基础，让朱特得以凭借优异的德语水平直接进入国王学院。之后，朱特也毫不犹豫地从无趣的中学辍学。乔用他给朱特提供的良好教育，改变了朱特的人生道路。得遇良师，是朱特在中学时代的意外之幸。从朱特的毅然辍学也能看出来，他这种追求自由、坚持主见的做法，必然会在未来产生更多的影响。
果不其然，15岁的朱特就去体验了一个称作基布兹的犹太地方社群。朱特有犹太血统，但他并没有在犹太社群中被感染成为一个狂热分子。早慧的朱特很快就看穿了社区成员们思想上的狭隘，这与他的追求不符。这次经历没能限制住他，反而让朱特保持了思想的开阔，增添了思想上的免疫力。进入剑桥之后，他也没有受到各类激进思想的诱惑。毕竟，他更珍视思想的自由和包容。
国王学院的教育进一步塑造了朱特的思想。国王学院自带着老派作风，宿舍安排了近似仆人角色的“铺床工”。与“铺床工”的相处让朱特理解了一种老派绅士的责任感和不成文的道德规则，并让他借以体验一种即将消失的阶层文化氛围。国王学院的教学氛围同样淳朴，许多导师潜心教育，尊重知识，不汲汲于名利。难能可贵的是，国王学院还保持了一种允许自由表达异见的包容性。朱特庆幸在国王学院“得以享受两个世界的精华”，既得新时代的学术知识浸润，又受老派的学术风范滋养。
在国王学院的学习，对朱特来说正是如鱼得水。他身上那种不愿被任何狭隘的观点所限制、竭力追求纯粹的睿智和智慧的深度的精神，正是由他的个性与国王学院独特的教学方式结合而成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精神，塑造了独一无二的朱特。
语言和文字，正是思想者最得力的工具。在大学时代，朱特就曾被一位老师成为“巧舌如簧的雄辩家”。朱特对语言文字有一种天然热爱，以至于，他用学习捷克语的方式去调整中年危机的影响。这倒像是一种知识分子独有的任性和呆萌。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一分理解、沟通和思考的自由。
未曾想到，这个无心插柳的举动，竟又为朱特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他开始深入接触捷克斯洛伐克，甚至燃起一股新的热情去研究中东欧历史，最终促成朱特完成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战后欧洲史》。而这一切最初是源于一次戏剧化的沟通失败。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朱特所说的“职业走向的无定：所有已发生的事，都可以不那么发生”，可它偏偏这样发生了。
当然，即使再热爱思考，朱特仍然给自己保留了一个放空的节点，那是他的缪伦。在缪伦，他只管沉浸在古朴的环境中，停止所有研究工作，不受外界干扰，享受那份独有的静谧。在患上“渐冻人症”之后，缪伦也变得遥不可及，于是朱特用这本《记忆小屋》，给自己创造一个任由思想驰骋的空间。
《记忆小屋》，就是朱特在生命尽头给自己保留的最后一分自由思考空间，是他思想上的“缪伦”。
2018.09.27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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