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度线太阳红

十八度线太阳红（纪念海南建省30年）

岁月留下的痕迹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八年——龙年。

中国人意兆中最好的生肖年。 我们且不去管它生肖意兆如何，事实上，这也当是海南岛开发建设历史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这一年，海南建省，揭开了大特区建设的序幕。 这一年，内地人员大规模流入，形成了一股震惊国内外的海南岛人才冲击波。

而在此之后还不到两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内的经济热因为银根的收紧而退烧，海南热也随之退潮。 一场大自然的潮水退却之后，沙滩上通常都会遗留下许许多多的贝类、海澡，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海南热过去了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记忆中又会留下什么？ 作者曾经在那场大潮席卷的时候，记录下了当年许许多多关于海南热、关于人才、关于人才冲击波的逸闻轶事。时至30年后的今日，当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当我们再一次把审视的目光投向当年的人和事、投向那个时代时候，是否还会给读者带来一丝感慨、一份思考和一点启迪呢？

扑面炎炎天涯风

当年的一纸海南开发规划上写得清清楚楚：近期内将重点开发建设岛南北两极的海口市和三亚市，而三亚市则将建成国际滨海旅游城市……

当年，尽管这座国际滨海旅游城尚在规划之中，尽管这旅游城市甚至在蓝图上还没最后形成，三亚的亚龙湾还是一片等待开垦的处女地；三亚市还是基础设施不完备、市容凌乱、破旧的小镇，但是急性子的新闻机构，却已经给琼南这块十八度线阳光拂照的土地，冠之以“东方夏威夷”的美称。

当大量的大陆人才纷纷涌向中国这个最大特区省份的时候，如果说承受最大潮头冲击地是省会海口市，那么，承受次大的潮头冲击的，则是三亚这所谓的“东方夏威夷”了。 据三亚市人才交流中心的统计资料表明，仅仅从一九八七年年底至一九八九年三月止，来信、来函或登门要求调入三亚市的人员已愈一万之众。在《三亚市志》的现代篇中，也留下了这一笔。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涯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当年，谁又曾想过三亚有朝一日会成为岛南的热点呢？ 就在建省的前一年，1987年，这里只不过是一个不足五万人口的小镇，几条残破不堪的街道，没有几幢像样的楼房。当广大的市民还在缺水、缺电，长途电话不畅等种种烦恼与不便中艰难生活的时候，当市民为地价、房租越涨越高，物价越来越贵而窃喜、而希望、而诅咒的时候，愈来愈多的外省人却已经纷纷涌向这块福地。他们带着资金、带着文凭、带着梦想而来，亦或什么也没有带，而仅仅是为了来糊口谋生。 你很难想象得出宣传媒介所具有的巨大导向作用，你也很难估计现代人那种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正是这一切，趋使人们纷纷投向这个眼前甚至比内许许多多地方更落后的琼南小镇。毫无疑问，人们在想象中加入了许多的参照系，诸如深圳般的速度，香港般的繁华。 否则，怎么能叫大特区呢？

 想象力，也许是人类大脑中最值得骄傲的一种功能。可是，当想象鼓动出一种盲目的热情、盲目的行动，并给许多人带来惋惜和挫折的时候，这想象的功能似乎就该大打折扣了。 在历史上，这里曾是荒蛮之地，历史上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都在此放逐囚犯，贬谪官宦。而如今，当天涯海角、鹿回头、大东海、亚龙湾和那未来的“东方夏威夷”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她一下子就变得辉煌起来。 使这块土地变得辉煌的，不仅仅是亚热带的土地和阳光。那大批大批涌来的开发者，他们不是也曾经像十八度线的太阳一样，灼热过这片土地？

 形形色色自荐者

 当年，在我们这些没有出过国门的人，在谈到西方的时候，总不勉带出个“据说”。

据说，在西方，在那种双重选择机制下就业的国度，凡是像我们这种持着传统美德－－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去寻工作，十有八九要碰钉子。踏上雇主的门，尚若雇主询问“你是否能胜任？能耐如何？”的时候，西方人总是会大包大揽的吹一通。现代节奏，现代人，谁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揣摸你的谦虚。倒是爽爽快快，节省人家的时间也节省了自己的时间来得好。至于真行假行，听凭试用吧。 同样的情形，换上国人，即便真有能耐，也不可以和盆托出。说不能固然有过谦之嫌，大包大揽又失之谦虚谨慎。于是，只好来一点模棱两可的“一般”“水平有限”，尚若再来点老式的迂腐，“鄙人才疏学浅，担此重任，不胜诚惶诚恐”之类，怕就更没法子混了。 在西人眼里，你能不能是一回事，但你既然来找事作那么你就必须有自信。自已尚且信不过自己，况且别人。

然而，一个海南热，竟让我们见到了许许多多具有现代观念的求职者以及那令人耳目一新的“自我推销术”。

 岛南三亚市的机关、企业、公司，在海南热潮中，试问那个单位没有成串成串的求职者？ 那些登门求职的人，就其文化素养、气质风度各不相同，但推销自己，希望在这大特区寻觅一席之地的目的又全都是一样的。来者拿着文凭、拿着证书、奖状，拿着论文、作品剪辑本以及林林总总的著作，更有甚者，干脆背带上自己发明的产品。他们无非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无非是想在竞争中把握胜券。

这些人和从前带组织介绍信、商调表来寻找工作的人绝然不同。他们是跟着自己的心走 ，自己批准自己就来了。以至一些持正统观念的人要说他们没有组织观念。至于这种“组织观念”与现代人的自我选择、尊重人的个性合不合拍？他们也答不上来。

那些形形色色的求职者，那些自我推销术，那些证书名片，使本土海南人妒嫉、反感、排斥的有之，羡慕、欢迎、如获至宝者亦有之。怕被求职者抢去了饭碗的人说：难道海南人都死绝了？开明的人则说：这下子海南可真的发“才”了。这些人会给海南带来文化繁荣与经济繁荣。更多的人则什么也不说，他们只是观望。 实际上，当双向选择就业体制的基础，诸如住房、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机制，竞争机制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这种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是不现实的。本地的企业事业单位，能吸收和容纳的人员毕竟很少。 南下寻职业者中不乏有锐气有棱角的人，但对这种棱角又常常让你不知如何评价是好。

 曾经有两个到市委宣传部来办出版许可证的年轻人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我们的杂志刊号能够批下来，那么我们两家竞争，你们肯定不是对手。那派头，那咄咄逼人的气势，还真叫本土海南人不服气呢。 一个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到市内的一家内刊杂志编辑部寻职，那里的人告诉他，类似他这学历的求职者已有了七个。大学生率直地说，如果他们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那还可以提一提，若是其它学院的，就比不上我了。四川美院的作品去年在全国美展中的获奖率高达百分之五十。那潜台词就是：我的素质绝对没问题。

作者认识的一个来自洛阳的女孩子，在联系调动时，因工作人员的办事拖沓，让她多跑了几趟。于是，她大发其火，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就凭你们这份拖沓劲，还办什么特区？如果我是头，绝对炒你们的鱿鱼。她简直幼稚得可爱，竟忘了她的命运还操在别人手里。 锋芒毕露，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最终还要看我们这个特区是否能造就一种让人的才华锋芒毕露的环境。 大陆和海南岛，那文化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琼州海峡隔不断。对外开放，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割裂。对这些求职者来说，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在体制刚开始走向改革的特区，在西方求职者的洒脱与国粹的谦恭之间，恐怕还需要时间，需要一点中庸。

不安份的余讲师

那年作者见到他时，第一个感觉就是：他那眸子中的光点特别亮，似乎总是在凝视着远方，那眼神，又像是一个对这大千世界，怀着无限憧憬之心的孩子。而当我们一攀谈，从人的气质和外观看，他则显得成熟。他叫余宗锦，三十岁，侠长脸，连腮胡。在奔海南之前，曾是贵州省某师范学院的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师。

而立之年，在他，是否立了？ 这任由别人评说好了。但他的经历、阅历却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他有着与众不的同经历。十三岁，他即离家到社会上闯荡，当过小贩、小工头，也打过零工。二十一岁时靠着自学考上大学，之后，就如平步青云一般，有了学术著作，成了中国未来学会会员，政治经济学讲师，教研室副主任。因为人生的经历坎坷，注定了他比别人敢于冒险，并有一种常人难有的韧劲。办学、办报，思想又极活跃，三十岁之前，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社会活动家。

 当他平静地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不无羡慕地说：“你算是少年得志了。在中国，在这种体制下能找到几个你这样的幸运儿？”真不知道他如何不顺势发展下去，居然抛弃了一个家和已有的一切，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从零开始创办自己的事业。也许，早年的动荡生活已经把吉卜赛人的习性深深注入了他的骨髓。 他倒是看出了我们的疑惑。 他说，他就是不喜欢纳入别人为他设计好的模式。他不希望一切来得太容易。他认为幸福是在追求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经受一番磨难，从而超越现实。在报纸上看到了海南办大特区的消息后，他马上打了辞职报告。学院领导执意不批。不批，他也来了。当然是扔掉了所有的一切——公职、荣誉、党票…… 他也着实经历了一番前所未有的磨难。 在南下的人流中，他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流”。

他最初是通过社会团体集资上万元到特区搞开发。先是在东方县办了个养殖场，养殖平菇、甲鱼。由于资金不足，所带的平菇种菌不适应高温区等原因，养殖场失败了。之后又在三亚解放路边办了个饭店，兼着搞信息交流，物色人员、项目、资金以求发展。一九八八年二月份，又贷款办了一家公司。他坦率地说，虽然现在办的是贸易公司，但他在生意上并不在行。商品经济的大潮，终于让这位从政治经济学书本中得来理论的教员吃够了苦头。

一九八八年年底，他所办的公司已经足足亏损了八万元。除去自有的资金血本无归之外，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务。这大概是他人生的最低潮时期。但最终是他那的素质、那份韧劲让他度过了难关。 两年之后，我们再见到他时，他脸上带着一种闯过大风暴后的安详。他告诉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公司投资了旅游服务行业，终于赚了钱，除去填补亏损，现在已有了少量的盈余。 他说，现在如果再走上讲台去讲经济学，那就决不再是纸上谈兵了。他庆幸时代给予他的机遇。 他是为数不多能把根扎下来的南下者。

开菜馆的大学生

在大东海的海湾看海，这里波清沙白，景色怡人。 龙年临近之时，那里的宾馆、浴场，游乐场等一应设施已趋完善，更兼地处三亚市边缘，有交通便利等诸因素，因此，其知名度越来越大，每年都吸引来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即便是本地人，一有闲暇，也会呼朋引伴前去，或戏浪玩水，或在海滩、树荫、亭台边啜饮料，一边看着那些肤色各异的外国男女。如此打发时光，也是一种享受。

更早的时候，也就是在禁锢初开之时，国人一见到那些海滩上戏嬉玩耍的、穿着比基尼泳装的洋女人，就伸长了脖子、挂着下巴，那视线怔怔的，仿佛要穿透那几片尼龙织物，把人家的内里看个明白似的。甚是让人感慨国人的孤陋寡闻。如今，国人也有了阅历，似乎已经升华到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境界了。

作者去大东海采访那家大学生开的川菜馆的时候，是龙年二月里的一个上午。在进入大东海的道路沿路两侧，平行地排开两行饮食店，那家川菜馆，也陈杂其中。 实际上，这里的食店多是那些南下寻职而不能如愿的内地人开的，不过是为暂时驻驻脚，聊以糊口的权宜之计。而我们所以选择这家“竹乡川菜馆”的老板作为采访对象，那是因为我们了解到、这家菜馆的店主的经历在闯海南的大学生中，或许更有代表性。

 菜馆是一幢四十平方米左右的简易砖瓦房，门面的招牌上配有英文。 店老板李斌，二十五岁，四川人。人短小精干，从那付眼镜片后，透着一种自信的执著的目光。 我们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自报家门。为了不使采访的气氛僵着，我们打趣道：大概不会介意把你的事捅到刊物上去吧？ 他朗声一笑，说，不正好作广告，提高知名度吗！

他像在读履历表一样，把他手下几个帮工的大学生一一作了介绍——李荣峰，24岁，北京轻工学院毕业；朝冰，24岁，成都电大毕业；谢远，26岁，江西师范学院英语系教师。 于是，作者笑道，你手下都是一些有文凭的高级雇员嘛。 李斌也笑了。 他是那种典型的“不达目地，死不罢休”的血性青年。当他下决心来到这大特区寻求发展的机遇之后，便破釜沉舟，毅然把家里的彩电、电冰箱以及其它家当变卖掉，取出全部存款并辞了职。行前那壮举，很有点壮士一去兮不复回的意味。

 “那么对现在的处境你有何感想？是否后悔你从前的举动失之于草率？过于浪漫蒂克？” 他坦率地点点头。因为年轻，涉世不深，并没有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得那么多。但是，到特区来寻求机遇，这一点他不悔。尽管可能还要艰苦几年。他的想法是利用特区的特殊政策，发挥自己的专长，同时，也让实践检验自己的能力，评定自己的价值。人嘛，总要自我表现一下。他对特区的理解是：你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平等竞争。当然，实际上的情况跟理解的并不相同。 他说，我们原先的生存状态也不值得留恋。在单位里，工作确实轻闲极了，喝开水看报纸打发时光，有心提个合理化建议，头头也会因为你年轻，说你少不更事而爱理不理的。总之，日子过得没劲。

 他是学食品专业的。来了之后，去过市食品厂。那家不大景气的工厂技术员缺额已经填满。至于跑人才中心什么的，他更不抱希望。于是、拿出从家里带的那笔款子，开了这家“竹乡川菜馆”。早先，华人去美洲、欧洲。也多以开餐馆为业。也许这是个苦行当，劳累、繁琐，赚的是辛苦钱，所以这个行当总无饱和之患，总能给那些有点小本钱，又不怕吃苦的人留下一片奋斗的空间。他和他手下的大学生们终日忙碌，一天仅睡上三五个钟头。他说，很累人，但又很充实，因为这是自己要作的，没人强迫。在成都，开餐馆这类差事，他是绝对不去做的！现在，他考虑的是把餐馆和发展食品加工业联系起来。当然，将来若有外资企业雇佣的机会，他也考虑去。

 其实，对许许多多的南下寻找机遇的大学生来说，眼下最实际的问题是一日三餐、夜有宿处的生计问题。要维持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暂时还谈不上发展。 在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时候谈大规模开发尚为时过早。在社会竞争体制不完备的时候，对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谋件事作尚且不易、何谈所根。 李斌他们的目标倒也实际，近期目标是先把小店办好，办出特色。闲时，他也在研究海南人的口味和外国人的口味。他们选择那地点开餐馆，希望能更多的招徕老外，利润丰厚自然是主要原因。他们每个大学生都懂英语，能用英语为外宾提供服务，那是他这小店的过人之处。

 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期间，李斌还把他那在厨间忙碌的未婚妻也叫了出来，与笔者见面。那真是个光彩照人的女士，中高，丰满，有内地城市女子的好肤色，又有知识女性的风度。询问之后，才知道她并没像李斌一样辞职。她只是在学院放假期间，过来助未婚夫一臂之力。 问她何不也辞了职和李斌一块闯？ 她说，家里人认为女孩子尤其要稳重，因为将来要养孩子。说着，露出一种未婚女性常有的羞涩的浅笑。那一笑，倒叫人看不出眼前这小女子竟然是大学教坛上的讲师。

到了马年的春节，笔者又追踪寻访了这家“竹乡川菜馆”。其时，菜馆老板已换了老板。想必李斌他们已经在海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西去石碌的列车

三亚－－八所－－石碌的铁路线，是当年海南岛唯一的一条铁路线。从起点到终点，将近二百公里。铁路沿着岛西的海岸线走，沿途可以饱览宝岛西南部的沿海风光。 从三亚站启程，每日有两趟列车发出。乘坐岛上的火车，可收平稳、闲适之益，却失之于速度过慢之弊。那老式的1940年代出产的蒸气机车头，以及那十里一停，二十里一站的慢悠悠的劲头，可真与宣传媒介中渲染的现代化气氛很不相称。早些年，当南下育种高潮时，大陆人就给海南岛总结出几大怪：其中就有“火车开得比牛车慢”的戏谑。其实，这慢，在早些年倒是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十分合诣。农耕社会，效率低下、落后的经济正好对应了这火车行走速度的慢。

从三亚到八所，行程近一百六十公里，人在火车上要呆上近八个小时。这对游山玩水的人来说，倒也不嫌其慢，没有要紧的公干，可以在火车上谈天说地下棋打朴克，从火车窗看看外面旖旎海岸风景，时间也非常容易消磨。

在海南热中，海口、三亚两端最热，海南热随着这北南两端也向周边辐射开去。不得其上，求乎其中。在二个热点中寻不到着落的一部分人，开始往与之相邻的县份跑。 那年，笔者就是在向西的火车上遇到了这样两男一女。那装束、那模样、那举止，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他们都是被大潮裹携之下来海南的求职者。他们很年轻，看上去还真是一个个雏，但已经在闯世界了。一个方脸平头的小伙子正在和他的同伴热烈地讨论到石碌之后如何找工作，做些什么工作好。而那女孩子，则对同伴所说找工作漠不关心，她趴在火车窗口上，悠闲地浏览着沿途美丽的风光。在她的眼神中，显露出更多的是纯真和无忧无虑。 攀谈几句后，作者便知道他们来自安徽。启程时，他们也像许多人一样，以为带上那张中专文凭，去了就能找个地方上班。而实际的遭遇，也像许多人一样，上门问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竟没有一个单位能收下或愿意收下他们。随着时日延长，身上所带的钱越花越少。于是，旅馆越住越差，买一份菜，三个人共餐。

海南之行，可真让这些不知忧愁滋味的青年男女偿尽了“阮襄羞涩”的苦头。说到出来时不听前辈的劝阻，雄气纠纠，再说到今天的落泊……年轻人要强，就是到了这步田地，也不愿意伸手再向家里要钱。于是，只好去饭店打工。每天除去吃饭之外，还有五块钱的纯收入。每天忙忙碌碌，日子过得也乏味，毕竟与理想中的生活相差得太远。

他们说，有一天我们看地图，是一张海南岛地图，看到了石碌，发现石碌是个大铁矿。矿山嘛，肯定需要很多技术人才。所以我们就想：在那里一定能找到工作。 这时，一个坐在笔者斜对面，一直在倾听我们谈话的中年人接过话碴，调侃道：石碌铁矿不是你们现在才发现的，早在1930年代，日本人就已经发现了。 他们当然不是哥伦布。 中年人似乎十分了解铁矿的情况，对他们说：石碌铁矿自已的职工子女都安排不过来，你们去了就能找到工作？ 一瓢子冷水泼得他们有些茫然无措。 这时，邻坐又有人调侃说：你们最好还是到东方县去吧，那里有金矿，你们可以去淘金啊。 三个人相视了一下，那目光是在商量。于是方脸的年轻说：那我们就去东方吧！淘金不就是拿个铁皮斗把沙子搁在水里淘。这活我绝对能干。也很有意思的。

他们并不知道那里的金矿并不是沙金矿，开采方式与淘沙金方式绝然不相同。而且，那份苦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吃得了的。 这一幕，让坐在一傍的作者觉得，这些年青人太天真，也太浪漫了。

一对叛逆者夫妇

龙年的夜三亚，最幽静、最美妙的地方，当是三亚河两岸。那里新修了河堤、马路。宽敞的三板块式新马路间隔池中新栽下的行道树正在抽条。河东一带的新建筑物正一幢幢拨地而起，巳初具新市区的雏形。夏日的傍晚，沿河堤散步，眺望对岸灯火，河风习习，极有诗情画意。 令人遗撼的是时常停电。因为停电，远远望去，总有大片的市区沉睡在黑暗之中。沿河东靠三亚大桥一带是几百米的河堤，其路基上，几十幢民房仍未搬迁。仅为这一小段路基，不知牵扯了多少人的精力，据说是在为搬迁之事扯皮。

 市一中地处河堤路与那些河堤上将迁拆的民房接攘。路灯常常不亮，大半个校区就隐藏在暮色之中。 笔者在校区沿河一侧的一间小平房里，找到这对从湖北荆门市来的教师夫妇。其时，他们夫妇正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包着饺子。 那些巳经包好的饺子，整整齐齐地排放在一块垫着报纸的木板上，它们给作者的感觉，就像是一支威武的小舰队，正要启锚驶向那未可知的命运的大洋。

 他们包下这许多饺子，当然不是为了自餐，而是要待稍晚些时候，出去摆夜市小食摊。夫妇俩都是湖北人，男的姓王，女的姓李，同在湖北荆门中学任教。两人都操一口京腔普通话，男的嗓音雄浑，女的清脆，听来十分悦耳，言谈中显出极高的文化素养。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无论是男的女的，只要走上讲台，听那字正腔圆的语音，无异是一种享受。同样是向他们提一些我们已经向别人提过N次的问题：为什么来？如何打算？以及印象如何之类？而他们所叙述的，又是一颗颗不甘平庸的心灵所经历的曲折。

 他们太像男主人上化学课时常要讲到的氢元素。在许多人眼中，他的这种活跃，常常被认为是不安份。其实，社会既然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个性，那么，人为什么就不能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呢？ 他们说，他们所在的湖北荆门中学是省的重点中学。王呢，曾被评为一级教师，也得到校领导的器重。但一个星期六节课，且收入菲薄。你想用业余时间搞点第二职业，弥补收入不足吧，也成问题。头头们都是那么刻板，先是严令禁止，禁而不能止之后，又提出要分成。可那些“成”分去之后，自然就分摊在一些将业余时间用在推麻将的人的身上，这怎么说也总会让人心理不能平衡。 王说，人本来应该乘年轻时候干一些开拓性的事业，玩兴过了头，消磨掉人生的大好时光，这一辈子过得不值。学校的许多年轻教师们似乎都有同感，不过，谁也不愿当出头鸟，把良好的愿望付诸于行动。中国人的求稳、求安逸、从众心理太普遍。人各有志。他们几次要求学校放他们到能充分发挥自己能量的单位，可是被总卡着，走不成。

 作者想，也许我们的社会应该是用调整利益的办法调动人而不是用僵死的体制去限制人，限制人合理的愿望，把人－－活生生的人当作一颗颗没有个性的镙丝钉。 他们夫妇来海南，几乎是不辞而行。那举动，无异是对世俗、对旧体制的一种挑战，在当下的中国，这又是一种过于冒险的挑战。按照他们想法，在中国最大的特区，一定能找到他们理想的生存发展空间。 作者关切地问，“你们背着组织出走，如果被开除怎么办？” 王淡淡地说，“那就请他们把挡案还给我们，我们走人。” 女主人一边麻利地包着饺子，一边说：“我们这回来，他带的一部分钱路上被撬了，吃的住的就都得靠我带的这部分。这不，我们灵机一动，想到找学校，先联系调到学校。于是，我们就堂而皇之住到学校里来了。” 女主人在说这话时，儒雅中透出一点儿狡黠。

至于一中方面，这所本地教学水准最高的重点中学对这类意外得到的人才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更何况，王一试讲，就大受学生们的好评。那水准自然是属上乘。现在，他们正心安理得地住在校方提供的宿舍里，等待校方正试答复之后发商调函，联系调动事宜。在此期间，夫妇俩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那架子在他们或许本来就没有）也挤身于荷浆引车之流，包饺子上街头摆摊，干一些低值的劳动，赚些钱钞聊补柴米的开支。至于是否厮文扫地了？观念不同了，当然无须介意。

 问女主人李老师何不也一块联系调进一中？她说，她可不愿夫妇都当教书匠。这个职业太清苦。而且，国营单位她是不想进了。她希望找个三资企业，在里面干个翻译什么的。 以她的实力来看，那希望似乎也不是太渺茫。

 秀才们的养殖场

我们去参观的那座养殖场离三亚市区大约有十一、二公里，地点是在荔枝沟通往落笔洞方向的一条土路之间。 这里说是养殖场，实际上是抬举了。确切一点说，应该是一个牧鸭点或鸭寮什么的。不过，如果这么直着叫，似乎不雅，也不合乎秀才们的初衷。反正，对外他们是一律称为养殖场的。他们打出的名片上，也是这么堂而皇之的写的。这和那空头的中心、皮包公司之类，就是要给你蒙一头雾水，叫你摸不清虚实是一样的道理。总之，他们设想的养殖场还在蓝图上。

养鸭点原来是往抱坡岭公路边的一片空荡荡的营房。这是八十年代初共和国大裁军后闲置下来的。这里门窗、水管、电线以及一切可拆可拿的物品全都没了，仅仅剩下一幢幢的房壳子。几个月前，这三个文科大学生租下了其中一幢房壳子，在这里伺养着七八百只樱桃鸭。他们对外号称养殖场。

年纪最长的老陈是他们的头，35岁。十年前老陈大学中文系毕业，来海南之前，是在长春市的一个政府部门任职，领衔主任科员。平时也爬格子，写些报告文学之类的东西。眼下的这个鸭场，全部的投资是六千元，老陈出了四千。另二人各出一千。一个叫小潘的文科生，原来是个中文教师，爱诗，间或也在刊物上发几首新体诗。另一个姓王，英语本科专业，业余也搞搞文学作品翻译。三个秀才，好端端的笔杆子不拿了，弃文从商，已是举止不凡； 而跨海，离开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扔掉铁饭碗，去办养殖场，去当个毫无饲养经验、毫无成算的鸭倌，更属标新立异。

 真不知他们怎么会突发奇想！ 古人有诗云，“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夫尚且如此，更何况青年人。三个人都有文学艺术细胞，三个人都曾经爬过格子，或许，他们是把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引进了现实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却缺乏艺术中的那一份浪漫。 陈说，一年之前刚来海南时，他们曾经经营过一个餐馆，没想到没几个月就整“黄了”。一时间又找不到工作，后来，心血来潮，共同凑了六千元，买了几百只鸭苗，租下这废置的营房，筹划着要把这里发展成一个养殖场。

 我们参观了这几个秀才鸭倌饲养的鸭子。

那饲养水平实在不敢恭维：鸭群中的鸭子长得参差不齐，同一批鸭苗，大的已有四五斤，小的尚不足一斤，且羽毛未丰。据说还死了一百多只鸭子。 那架势是必亏无疑了。 我们问陈，他们两个人年轻，浪漫一点尚且可以理解，你这般年纪，应该成熟了，理智了。你怎么居然也像他们一样！这里环境缺水不说，你们甚至没养过鸭子。即便想试一试，总该先少养一点吧。老陈憨笑道：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可说呢？只好是硬头皮走下去了。老实说，如今混成了这个模样，还真有点无颜去见江东父老的感觉。在长春，他有一个温馨的家，有妻子有儿子，但到底还是没能抵抗住宣传媒介哄炒起来的海南热的诱惑。

三个鸭倌的生活是极度清苦的。那幢废营房被他们隔出一大半作鸭寮，剩下的小半间，一角搭了个三人宿的通铺；一角，三块砖支起个锅，算是灶了。灶边的墙上，悬了块木阁板，上面放了些装油盐酱腊之类的瓶瓶罐罐。岛南天气炎热，三个秀才都是赤裸着上身，下身仅穿了个小裤头。他们浑身晒成黧黑色，那是十八度线太阳和热风的馈赠。在通铺上是肮脏的枕头、被烟熏火燎变成了污色的蚊帐、凌乱未叠的毯子，一切都勾画出道道地地的鸭倌生活情景，并把他们塑造成早些年在三亚常能见到的内地来琼育种队队员的形象。

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和如此简陋的鸭寮相比，其间反差是够大了。大概可以用得上“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词了。 据说小潘爱诗。于是作者问他最近可有大作？问他，成天听着鸭子呱呱地叫唤，能否唤出灵感来？ 小潘苦笑道：还写什么诗。即使有灵感也懒得动笔了。 问：那么后悔了？ 答曰：也没什么可后悔的，来的时候就有吃苦的准备。

养殖场生活虽然过得清苦，但文化人毕竟是文化人，即便到了穷途潦倒的地步，也还是离不开书。那简易的铺上，竹架子上和床下的皮箱面上都搁着书本：杂志、诗集、小说以及禽畜饲养方面的资料，也有一些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 按说，他们似乎是在自讨苦吃。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即通过一番的吃苦，使自己的思想更切合实际，使他们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正确认识人生，懂得创业的艰辛。那么这一份苦，吃得也算值得。

也许，那些平平淡淡的人生，平平淡淡的日子，在你未来的人生中，未必会留下什么记忆。而这些艰难的时日，就如同珍宝，会因岁月的磨洗而发亮，且永存在人的记忆中。 五个月之后，作者再去看他们时，这个养殖场已不复存在。三个秀才已经各奔东西。

 说明： 本文中“开菜馆的大学生”、“西去石碌的列车”、“一对叛逆者夫妇”，三小节中的原始素材，为罗灯光先生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