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散文集“回忆与思考”里的一章： 鼓乐队悲喜录

鼓乐队悲喜录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那时放学都是自己走回家，同一路段的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混编在同一路队，我读三年级，编在大学路这一队。

这一天，行进中的路队静悄悄。百无聊赖之中，我和文灏跟着大家的步点打起小鼓来，用手敲着书包里的铁制文具盒：“咚，咚，咚哒哒哒哒…”

鼓声打破了沉寂，让人兴奋，把兴致勾起来了，决定成立鼓乐队，约好第二天每人带双筷子来敲，肯定声音又脆又响，更来劲。旁边的张铸看着眼馋，凑过来硬要参加，正缺一个大鼓，看他那黝黑粗壮的胚子和一双拍烟牌无敌的铁砂掌，就干这力气活吧。他顿时两眼放光，高兴得脸都有点变形了，这打鼓可是主角，相当于乐队指挥的级别，这回可得好好露一手了。

第二天一出校门，三个人递了眼色，弟兄们赶紧抄家伙。张铸在书包里掏了半天，掏出了硕大无比的鼓槌，惊得我们半天合不上嘴。层层细布把锤子头包了个鼓鼓囊囊、严严实实，外面又罩了块红布包头，那真是光艳夺目，虽说比不上岳家军大闹朱仙镇的八大锤，这碗大的锤子也足以震慑大学路一带没见过世面的毛贼。

他急不可待，招呼都不打，竖起书包，轮圆了膀子“咚咚咚”地就敲开了，那黑头方脸周边立马红云缭绕，汗雾蒸腾。

我们忙不迭地凑上鼓点，筛豆子般地打起来，顿时雷雨大作，惊得同学都扭头观看，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

他更来劲了，越打越快。我们一个劲儿地提醒他慢点，慢点，他哪里听得进去，打得更快了！原来，已经进入忘我状态，陶醉在艺术的最高境界之中，基本上找不着北了，什么都听不见了，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了。

看那张铸，庄严肃穆、目不斜视（注：偶尔也用余光瞄一下女同学的反应），使出浑身解数，胳膊都轮到头顶上去了，乍现霞光一片。

可惜美好短暂。风光了一路，还没过足瘾就到了家门口，暂且云收雨歇、偃旗息鼓。大家憋足了劲，准备明天再大干一场。

次日，出了校门，我们小鼓手拿出精心准备的升级版粗大筷子，那大鼓手却迟迟不肯亮家伙。仔细端详，他竟是满脸沮丧，走路还一瘸一瘸的，早已没了昨日的豪壮。

“怎么不打了？”我们很着急。

“唉！昨晚挨揍了，屁股都打肿了，鼓槌也叫俺爸没收了。”

“打鼓碍着谁了？凭什么啊！”我们愤愤不平。

“别提了”他哭丧着脸说，“俺爸检查作业，翻开书包一看，书和本子全都打烂了，满书包的碎纸屑，一抖楼撒了一地。他罚我粘起来，我用了一瓶浆糊忙到晚上十一点也白搭，拾不起个了！”

从此，张铸就低声下气，加强了班内的公关活动——他得向同学借课本看啊！

后来，他挨打的细节才逐渐披露出来。他一直想不明白“六月雪”是什么意思，吞吞吐吐地问我们：“现在倒是六月天，怎么夏天还会下雪呢？”我回家问了老爸，才知道是一个叫窦娥的古代女人受了很大冤枉，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就在炎热的六月天下了大雪为她鸣不平。

原来当晚张铸的老爸也感到受了愚弄，怨气不打一处来，抖着雪花般的纸屑，一边吼道：“看你这能耐，都下了六月雪了！”抄起手边的乒乓球板（当时还没发明胶粒贴面，都是五合板做的光板）朝张铸的屁股上一阵猛抽。

好个张铸，不愧是小硬汉，不光有一副硬掌，屁股也好生了得。挨了几下，一咬牙收紧了肌肉，“啪”地一声，乒乓球拍断为两半，他爸这才喘着粗气住了手。

从此我们对他肃然起敬，怀疑他练成了铁布衫功夫，凡事就更让他三分。

与他相比，我们还算是万幸。书本倒是完璧归赵了，铅笔盒却打成了麻子脸，铅笔更是遭了殃，削一截，断一截，忙活了一上午，一桌木屑，一堆断芯，一个字来都写不出来。

同样是鼓乐队，不同的悲惨结局；都是一地鸡毛，但纷飞的纸屑和堆积的木屑不同。显然，破坏程度与付出的能量成正比，也与激动的程度成正比，我们完成了一次能量守恒实验。

看来，有时候还得悠着点 。

我的散文集“回忆与思考”里的一章： 鼓乐队悲喜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