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语言也很独特，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词汇。比如，他们称哥哥为“陶郎”， 称弟弟为“太郎”。后来才知道是“大郎”和“弟郎”的屯溪读音；称妹妹为“令妹”、称楼为“阁”；称妇女为“孺人”，婚后则称为“老妪”，颇有古风余韵。
很奇怪的是，他们称小舅子为“舂米来”。经他们解释才知道，古时候不知犯了哪位皇帝的忌，把“舅”字改为“舂米”了，因为舂米也用臼子，“臼”和“舅”同音嘛。
经常听他们说“阿不西迪”，诧异怎么说起英语字母来了，这ABCD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就是“我不晓得”啊，这两组的第一个音还真的挺相似。
这种异域情调感觉很新鲜，当然他们都会讲屯溪普通话，交流并无问题。
和分配来的大学生们一样，在屯溪的十年我们都在车间里做工人，我是钳工，对机械加工流程烂熟于胸，倒是对以后搞科研大有裨益。
调到山东纺院后，不同于其他学校毕业直接到大学的老师，没有仪器设备就徒呼奈何，自己可以动手设计加工简易装置，把科研先搞起来，没成想一发而不可收，后来竟然成瘾，设计仪器装置也成了我的科研方向之一了。
记得第一个装置是一九八一年设计的， 称作二级恒温双层脉动往复水浴染色装置。除控温部件外，用的大都是“热得快”（一种家庭热水器）、汽车刮雨器、洋铁皮、层压塑料板这类普通和废旧材料制作的。既可以利用带支管球的玻璃染色管抽气，又可以利用曲轴连杆，驱动自己设计的平行四边形染色玻璃管实施脉冲式染色。
所谓的眼高手低对我不适用，尽管自己眼不能算高，但手却不能算低。
屯溪的十年又是休闲的十年。 作为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当然耐不住寂寞，既然科技方面不能发挥，就把旺盛的精力倾注到业余生活中去。
当时身边有一帮爱好体育的年轻朋友，我几乎成了球类专业户，参加了地区的足球赛、排球赛，又去集训半年，被选中代表徽州地区参加安徽省运会足球排球比赛，后来只去比赛了排球，队里也颇有些人物，后来国家体委宣传司长何慧娴就是队友，正带着吃奶的孩子出征呢，她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是校队也是上海二队的扣球手。篮球我不行，就当挂名长队教练，隔三差五地出去比赛，日子过得倒也风风火火。
还编了小歌剧，主题当然是斗私批修了，演的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先进女孩帮助教育讲吃讲穿的女孩的故事，这可是当时的宣教主题，从词到曲都是原创，用的是老祖宗的五音调式（当时强调民族化），现在还能默写出来。乐器不外乎是二胡、竹笛、三弦、板胡之类，还加进了我平时用来解闷的业余级小提琴。
演出队将厂里的俊男靓女一网打尽，组织排练，参加会演。当时主要PK谷老师领衔的染织厂演出队，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很沧桑、很健谈的一个人。在我的朋友何医生家初次见面就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地讲他音乐学院同学创作的歌曲“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溢美之词不绝于耳。那是在世界青年联欢节得奖的作品，确实很棒，特别是无伴奏合唱，简直是一绝。不幸和他对决，结果可想而知，输给这样的对手无怨无悔。
闲来无事，花十块钱（月工资的四分之一）买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交响乐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总谱，有两个砖头厚，经常在厂区播音喇叭下面一站就是个把小时，细听播放的这两个样板戏里的音乐，像“打虎上山”和“快乐的女兵”这两段和声配器很有水平，反复体味，顺便再练练耳音，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除了重操旧业给同事画像博得一笑，又把青岛逍遥派发明的够级扑克牌玩法普及到厂里，经常和一帮小青年玩到深夜，回青岛后不免调侃一番，自诩为够级的南派传人，尽管徒子徒孙也就可怜的十几个人，这是后话。
屯溪的十年还是专业被冷藏的十年，除了做工，天天打球演戏打发日子，和附近山里上海三线厂踢足球的青年们交了朋友，他们都笑称我是“吃耍子饭的”。
有劲使不出毕竟郁闷，有道是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活人不能叫尿憋死。不能干本行，搞专业，司文艺的右脑就风风火火忙活起来了，将文艺体育玩了个遍。可是司科技的左脑老被晾在一边也不是个滋味啊，左脑也不甘寂寞，偶尔露也点儿峥嵘。
一次，配方车间投料出了问题，多加了发泡剂，注塑的微孔塑料凉鞋的鞋底膨胀变形，成了废品。我剪开一看，里面发的气泡又粗又大，像发过了头的馒头。可是穿在脚上走路却特别的柔软，一步一步，随着着鞋底里孔隙里吸气-排气的不断循环，脚底也感受到反复挤压-膨胀的快感，犹如走在松软而富有弹性的湿地。
这时突发奇想，能不能将错就错，刻意制造这种大孔的鞋底，不过要专门设计气流孔道，上面和侧面要开气孔，让气体有进有出，这样每走一步，就可先踩下去挤压吸进空气，再抬脚放松排除鞋内的秽气，完成一次换气过程，如此循环，鞋里空气常换常新，再配上帆布鞋帮，那就是一种独特的高弹、柔软、行进式自行换气鞋啦。可惜当时位卑权轻，无人理睬，只是想想而已。
我的散文集“回忆与思考”之“小镇风情”（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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