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赏析：
这篇文章属于呈给皇帝的目录序，实际是一篇议论文，从正统的儒家思想出发，批判了刘向为战国游士好用谋诈作辩护的观点。
文章在艺术上，可分为两点：第一点，在结构上，有破有立，正反相形。也就是正面论述与有针对性的批驳紧密结合，是本文主要的议论特点。本文中间三大段，集中围绕刘向的观点展开论证，第二段正面论述孔孟为代表的“先王之道”学说，概括了此学说的精髓是对“法”与“道”关系的辩证理解，这段论述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写得十分精湛。第三段则转向对战国游士好用计谋以致亡国灭身的危害进行批判，特别注意引用苏秦等战国游士的历史事实，也间接批驳了刘向的观点。第四段补充说明整理《战国策》以之充作反面教材的必要性，是将上面的两大段论述收拢到《战国策》一书上来，仍未离本题。
第二点，在手法上，本文注意在论述中多用设问和反诘。反诘的作用是增强批驳的凌厉语气。而设问的作用是在于顺应读者心理，逻辑上更加严密。作者多处运用两两对举的句式来突出所论问题的两面性，两者相形，说理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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