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满院的梧桐叶被雨水洗得正绿的时候，我离开了一中。
我是衡水师专生物系的毕业生，自从我1986年暑假后登上三尺讲台那刻起，就明白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学生，是我这辈子的梦想和追求。但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从1994年起，生物科目被取消了高考。
我只好进入会考系列，每年任高二8个班的生物课，心里无奈又郁闷。我是通过高考完成华丽转身的农村孩子，自然也很清楚我现在学生的诉求。他们没有一个是想混个毕业证书，都是渴望高考能多上那么几分。这时的会考就成了“鸡肋”：我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不认真上课，有违一个当老师的良心。
1997年暑假的一天上午，晚上刚下了一夜雨，凉爽宜人，我骑了辆自行车，找到了我初中时的张老师，这时他是县城职小的校长。我的任务是介绍一名学生，上他学校的三年级。没想到张老师说他职务变动了，已经到实验中学当校长了。
我很惊讶，也羞愧自己消息的闭塞，但更佩服自己大开的脑洞，随口问了句：“让我去您那儿，怎样？”
那时我已在一中工作十多年，因教学成绩突出，小有名气，让张老师有些为难：“中层班子已经定了，你来有些晚，听说你在一中教得挺好，过来干什么？”
我坚信高考要恢复生物的，但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或者这一辈子就荒废了，心下有太多的不甘。实验中学是一所新建的学校，没有太多人际关系的掣肘，新环境有利于展开拳脚。
生而为人，就应该让周围的世界，因为自己的存在而有所改变。混工资熬天过日子，还不如一条咸鱼。
“您就说，我怎么过去吧！”我语气坚定，心里也下了决断。
张老师给我上了两年课，当过我一年班主任，很了解我执拗的脾气，只好答应：“明天去职小报名，参加教师招聘！”
当时到底还很年轻，考虑问题太简单，也没有和家里人说。反正都是在县城，又评过了中级职称，对工资也没有影响。上班骑个自行车，到一中和实验中学都是五分钟。
在家里中午眯了一会儿，到底是有心事，睡不踏实。看看已快3点，穿了身裤衩背心，到一中校长办公室，推门进去，说：“王校长，学校不是需要裁18个人吗？先把我裁了吧！”当时县里要求一中部分教师分流，我知道不会有我，找了个借口。
当时他正在看个什么东西，这时抬起头来，满脸写着不解：“你说啥？”
我说我想到实验中学试试，不行就再回来，反正我现在教的生物课可有可无，就当给我一个机会。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也好……这是你说的，人先过去，工资关系等不动……不行再说。”
在一中期间，我和王校长的个人关系很好，我的想法从来没有瞒过他。以至于几年后生物恢复高考，他专门找到我，要求我回一中任高三生物课兼教务处副主任。可那时什么都变了。
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取消生物高考，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也无益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领导想让学生打好基础，理化生和政史地一个也不能少，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没考虑到，作为一个农家孩子，能利用一切时间，高考能多几分上了分数线，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
抗战期间，梁思成编著《中国建筑史》的时候，林徽因却像个农妇一样，不仅需要拖着病体洗衣做饭，上街买盐打油，还要学会养鸡。否则，一家人都快饿死了，还怎么工作？
许多人在批评衡水模式，可若有机会，他们还是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往衡水。在一考定云泥的分数面前，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
第二天在实验小学报名，参加生物科目面试。之后我就成为了实验中学一名老师，在那里工作了十三年半，从青年走向中年。
许多年过去了，那年夏天离开一中，是我最引以自豪的一个选择。也幸亏了那次的选择，让我认识了我自己，也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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