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命不好，主要是官运差。他一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却频频被贬，贬地十多处，从仕四十年，竟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是在贬地度过。
他二十一岁便和十九岁的弟随父进京赶考，中同榜两进士。他最得主考官欧阳修赏识，将他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献给宋仁宗。宋仁宗看后不禁击节叫好，竟开金口预言，苏轼有堪当大任之相才。
自古“君无戏言”，皇帝的金口一开，苏轼已基本被定性为未来宰相的培养对象，满朝文武自然对他刮目相看。不过命运好像总爱与他开玩笑，让他有宰相之才，却无宰相之命。
当他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之时，突然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两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待守丧期满再回京，已是嘉祐四年。被凉了几年，想入仕只能再考。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也是一考即中，且还得了个“百年第一”。
现任皇帝宋英宗对苏轼也是赞赏有加，也想委以重任。但当朝宰相韩琦不知是何居心，却说苏轼太嫩，还需历练几年才堪大用。苏轼的运气也实在是差，当他到地方任“判官”历练四年回朝后，父亲苏洵竟病逝，只好和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他又一次失去了从仕良机。当他三年之后还朝，曾给过他许诺的韩琦已不是宰相；宰相变成了实施新法的王安石。
他对王安石实施的新法颇不以为然，曾两次给神宗上书，全面批评新法。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
对他极度不满的变法派嫌他碍事，竟诬蔑他扶父丧返蜀时贩运私盐。心若明镜的苏轼，无一言自辩，自请离京外放。
不料这一放就是六年。他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官期间，革新除弊，颇有政绩。比如开凿两条河，使西湖免于淤塞；修了一条长三十里的大堤（即现今的苏堤），扩大了湖面等。很难想象，若没有西湖，是否还有后来闻名天下的富庶杭州？
由于他对新法采取不同态度，于民有利就推行，否则就公开拒绝执行，这使他成了新党的“眼中钉”；不过给他带来灾祸的，是对那些靠投机新法起家之人的嘲讽。如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知其愚不适时，谁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那些被剌痛的“投机家”，纷纷群起弹劾苏轼，结果苏轼被捕入狱103天，差点被砍头。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最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可以说，“乌台诗案”后被贬，是苏轼的一次重大人生转折，因他从此开始了他的贬官生涯。哪怕后来哲宗继位，启用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被召还朝的苏轼，因既反对新法派，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张参用所长，结果遭到新旧两派攻击，照样难安于朝，难逃频频被贬的命运。他最远的贬地是儋州。
在贬地和朝廷之间往来奔波，就是苏轼仕途生活的写照。他在《定州谢到任表》中无奈地说：“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
对于自己的“贬官人生”，苏轼在晚年自题画像时自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一个腐朽的王朝，哪怕是旷世奇才，也注定将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苏轼官运不亨通，命运多舛，只因生不逢时，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然而，尽管仕途坎坷，人生多艰，苏轼却从不失“奋厉之志”；哪怕频频被贬，流落海隅，他也始终遵循“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的仁政思想，坚守本心，保持豁达的人生态度，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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