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和创立，多名国民党人参与其中，1930年2月，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戴季陶是一个重要的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辛亥时期他是革命斗士，五四时期他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成了著名反共理论家。
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是国民党的纲领《革命方略》的起草人之一，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是蒋介石养子蒋纬国的生父。
他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国共合作中受尽了两边夹心气，但在孙中山去世后却成了坚定的反共分子。
他常怀悲天悯人之心但又不能真正做到离尘出世，矛盾交织的痛楚导致他屡有自杀的念头和行为，也铸成他一生悲情命运。
戴的文采得到孙中山的赏识，作为秘书长期追随在孙中山身边，成为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他审定记录孙的讲话演讲，整理和推广孙中山思想，是国民党的纲领《革命方略》的起草人之一。
在此期间戴季陶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对其进行探索。他认为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走资走本主义救国道路，就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从中寻找一种既可顺利发展资本主义，又可免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正确道路。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产物，宜于在资本发达的欧美提倡，而在资本主义刚刚萌芽、社会生产力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国，不仅无益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还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借鉴是有条件的，是既同情赞赏又畏惧排斥的。也因此，在他诸多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普遍充盈着“要知吾国民今日不可不求生活之幸福，而尤不可不图社会之秩序，即不可不图人道之发”的改良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后，时任孙中山记室(秘书)的戴季陶，受五四大潮的鼓舞与推动，在中国国民党机关刊物上海《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上时常发表文章，后又奉孙中山之命与主办了《星期评论》周刊。这两种报纸杂志以孙中山的“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孽，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社会之雏形”为宗旨，发表了不少有关劳工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据统计，戴季陶自1919年6月至1920年底的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在《建设》、《星期评论》、《觉悟》副刊、《新青年》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150篇，其中大多涉及马克思主义。他还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商品生产的性质》以及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等名著名篇。
他积极支持五四运动，并热情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认真研究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对帝国主义也猛烈抨击。他的最具唯物史观的文章《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他还以《星期评论》的民意，约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后来说，他所依据的日本版《共产党宣言》就是戴季陶给他的。
诚如他自己所说：1919年这一年，“在我自己是十年来最满意的一年”，因为这年发生了“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虽是在半年多的当中，整天整夜忙不了的工作，但是只觉得我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艺术，越做越高兴，越忙越快活。所以，这过去一年间的生活，可以使我生出永远无限的感激，可以使我脑筋中留住一个不断的憧憬”。
此段时间，戴季陶撰写的文章在思想上都呈现出向左发展的趋向，影响十分巨大。周恩来后来同美国友人谈起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的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瞿秋白也说：“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戴季陶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虽未尝谋面，但却通过思想交流而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当《新青年》被强关、陈独秀被囚时，戴季陶义愤填膺，一再撰文抗议反动政府的专横无道，并宣称：“他们虽是已经遭了横死，但是他们的光明，还是照住了全国”“反抗心是会从空气里面交通的，是会从他自己的生活意义上认识的。压制有甚么用呢？”（《可怜的“他”》）
戴季陶租住在渔阳里6号，这是上海极为典型的老式石库门民居，全部建筑面积约有140多平方米。陈独秀来上海后，两人相见恨晚，戴把住房让给陈独秀夫妇住，他则住到前面一幢石库门，两家门对门。这里成了陈独秀的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诞生地。
也许正因如此，1920年，当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组织时，戴季陶是他首先想到的人。同年，共产国际远东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又辗转上海会晤了陈独秀，经陈介绍，戴季陶也与维经斯基有了接触。
通过接触，维经斯基的建党准备工作得到了戴季陶的大力支持，维经斯基经常在戴季陶家里召开座谈会，组织密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见面后，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
当又一次聚会时，维经斯基将他的想法提了出来。这时,《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国民党员张东荪不接受，立即表示要退出。而戴季陶和另两位国民党人邵力子、沈玄庐则表示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可以加入。
大家讨论说, 建党要有个党纲,这事就交戴季陶负责起草。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在戴季陶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如明确提出了“用劳工专政和生产合作作为革命手段”，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
1920年6月的一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扯起共产党的旗帜。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做得水落石出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戴季陶突然说，他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他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小组在上海成立之情景，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而哭了一场。”
李达也曾回忆：维金斯基到中国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
因此，可能的情况是，戴季陶当时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想参加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他又忠诚于孙中山，不想做违背孙中山意愿的事。而经孙中山修订的国民党的《规约》第二章第七条规定：“党员不能兼入他党。并不得自行脱党。”为此事，戴季陶还大哭了一场。其哭泣的原因“一方面发生内心动摇，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另方面，受不起大家的批评”。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却“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可见，戴季陶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戴季陶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当时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包括戴季陶在内的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无不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对华的友好政策相关，这也就涉及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从苏俄引进的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问题。
在《革命党与革命军》中，对于俄国共产党的认识，戴说“总应该不会看漏了他和军国主义的关系罢”，而且说“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是奉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却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马克思是标明共产主义的，而主张共产主义，怀抱共产主义的人，却绝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还给出了两个公式，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区别：
社会主义+德国式的军因主义+唯物的历史观+犹太性的世界主义=马克思；
马克斯主义+现代的脱拿斯+蒙古式的军因主义+俄国式的专制政治=布尔什维克
同时, 他还认为“一讲到共产主义，便以为是马克思的独占，一讲到马克思，便以为是布尔什维克的独占，这一种浅薄而错误的观念，只有限于中国共产党中毫无学识经验的人们和中国的反共产主义者。”
从中可以看出，尽管言辞有中伤意味，但戴季陶对苏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是明显不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想它在苏俄毕竟取得了胜利，想将其也纳人我们三民主义的轨道最少可以取其长”，这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抱有戒备心理和审视态度的。
在戴季陶看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尚未取得根本胜利，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不应是掀起波澜壮阔的工农革命，而应当着力于反对军阀割据、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中华民国。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戴的观点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才好加以研究宣传，而不能在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情况下传播。对于工农运动，他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养成劳工的斗争劳力，要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有力的民众组织，同时要避免阶级斗争的恶果”。
正因如此，戴季陶不断儒化三民主义，就是想加强三民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以便与马克思主义争夺青年。
后来他在《青年之路》一书中表达了这一想法，他说：我们如果不能够战胜这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即使单把共产党徒捣乱的势力压伏了下去，我们的胜利，是不能保持的，而且这一胜利是虚假的。战胜武力要靠武力，战胜宗教要靠信仰，战胜美术要靠美术，战胜科学的制造要靠科学的制造，战胜革命的主义只有靠革命的主义。这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做革命党的人，是始终不好忘记的。
1923年年底戴季陶帮助四川制省宪回到上海，得悉孙中山已决定容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却表示反对，他向廖仲恺提出：“共产党人加入，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不能留两党籍。”有一次他写信给廖又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做为正菜的。”
纵使如此，黄埔军校成立时，戴季陶因自辛亥到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时期突出的政治表现，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还是向孙中山推荐他。作为校长的结拜兄弟蒋介石自然举双手赞成，孙中山也表示同意，戴季陶就这样担任了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戴季陶虽然荣任政治部主任，但他没有具体的工作实施计划，并不重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不仅如此，开学仅一个多月，他就在黄埔军校内神秘失踪，轰动全校。据记载：“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扬（此人不详，疑为谢持之误——原注）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去了。”
从其与张继、谢持等人的关系来看，虽然戴季陶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又倍受器重，但他年轻气盛，并非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而其结拜兄弟蒋介石当时还未成气候，所以很多人不把戴季陶放在眼里。
同时，从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来看，戴季陶虽然内心并不完全赞成国共合作，但受其早期思想的影响，与毛泽东、肖楚女等人的关系也不错，此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的戴季陶，在公开场合讲话时，他为了表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总要说上几句革命的词句，喊几句革命的口号，有时甚至还写几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对联。
这些行为使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怨恨和排挤，甚至与国民党监察委员、老右派张继大打出手。但戴季陶打不过张继，脸上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却又奈何不得他。戴当场大哭，越想越委屈，一出门便上了去上海的船，不辞而别。
实际上，戴季陶、张继都属国民党内右派同道，政治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由于戴在宣传部与共产党人共事，无意中说了几句“公道话”，这激起了张继的反感。
此时戴季陶的思想已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以前的他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却限于公开场合的口号或对联而已。但由于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推行和影响，戴季陶无法彻底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决裂。
在此期间，戴季陶试图在政治上保持寻找中庸，尽管中庸在政治中很难实现。国民党右派说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方面说他的态度“拿不定”，后来又视他为“右派”，两方面都排挤他，令他万分烦恼和无奈。他曾感叹地对蒋介石说：“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这两块夹板中，戴季陶试图保持两边的平衡，却饱受委屈和打击。
孙中山病逝后，1925年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抛出预先起草好的《接受总理遗教宣言》，并写成《民生哲学系统表》，提出所谓以“纯正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 旨在反对三大政策。6、7月间,他又相继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和《民生哲学系统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号称“戴季陶主义”，集反共理论之大成。
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中曾评论：“此书（指《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者注）一出，从上海到广州，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及反共运动的酝酿，莫不受戴氏反共理论的影响。”
戴季陶主义是一种“理论”化了的、以维护国民党“最高原则”为号召的反对国共合作的思想，它的特点在于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打着维护国民党的“纯洁性”的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
要点主要有四：第一，宣传“道统论”，他将孙中山思想视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第二，用三民主义来反对和否定共产主义。他说“唯一的理想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备有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是“很单纯的”。第三，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调和；反对工农开展反抗地主、资产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认为中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第四，反对国共合作，强调团体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主张共产党员应退出国民党等等。
孙中山在晚年思想上有回归传统文化的趋向，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过若干批评意见，戴季陶紧紧抓住这些因素，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加以发挥，从而形成了戴季陶主义。在当时，它适应了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需要，成为他们破坏国共合作并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在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初，它又成为拥戴支持这个政权的官方哲学。
离开黄埔军校之后的戴季陶，终其一生都力主反共，但在党内激进分子眼里还是亲共分子。1925年11月，国民党内的林森、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召开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会议（即“西山会议”），戴季陶同邵元冲、沈玄庐等人到北京准备出席会议。当会议开场前夕，有些人以戴、沈曾与中共发生过密切关系为由，将他们绑架并痛打一顿，责令不准与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搞清党活动，就是戴季陶那一套反共理论的应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应蒋的电召赶赴南京，发表了《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一文，极力吹捧蒋介石的行为。在清党之后，他又编成了一本名为《青年之路》的书，他在该书中称：“反共运动，决不是守旧的反动，是求生努力，不是虚伪的行为，是很真实的社会力的表现，是对于纵欲败度青年的惩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连三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三天（1945年9月3日）就到“桃园”拜访戴季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人就在广州共过事，毛泽东对跟随他的人说，不能只拜访国民党左派，还要拜访国民党右派，因为在国民党中掌权的是右派，要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毛泽东的突然到来，使戴季陶措手不及，局促不安，他万没想到毛泽东会来看他。
戴季陶对毛泽东来到重庆和对他的拜访，“表示敬重”，并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为尽地主之谊，他还请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他在邀请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之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9月30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应邀出席了戴季陶的宴会。席间，他们仅叙往年共事之友情，不谈其他的敏感话题。
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
1948年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面对前线的节节败退，戴季陶整日忧心忡忡，难以入眠，常常依靠大量安眠药入睡，两次服食过量被及时抢救过来。
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不久，就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湾。当有关人员通知戴季陶去台时，他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1949 年2 月10 日，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这夜反侧难眠，多次服食了安眠药，终因药物过量在11 日早上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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