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

南山，在北方村落的格局中是个很平常的词，在地理位置上，只要位于村南，大抵都可这样称呼。我们村的南面，严格意义上讲，并没有山，只是一片广阔的斜坡，大部分区域被我家承包下来，约是三十年前，那时与现今相差无几，到处是贫瘠的石窝与积年过人高的杂草，只是那时候便宜，一亩山林，不过每年两块钱，称之为山林，多少是为了好听点，只是当初在那里遍植了槐树，三十年下来，长得也算葱郁，蔚然成林。总之，南山，并没有。

再往南一个村子，是我小姑家所在的村，也没有南山，不止没有南山，它四周围都很平坦，一山也无，尚不如我们村，好歹有个东山，还有个西山。

小姑家再往南的村子，有南山，确切一点，那村子整个都在山上，这村子便因此被叫做南山，只是村子不大，只有七八户人家。同样的依山而建，我们村有数百户，千余人，以至于每每看见这南山上的村子，总让我想起原始社会的小部落。这南山的北面，多是乱石坑，也有一小片槐树林，林子里稀稀拉拉几个坟头，有一个新一些，里边埋着我的姑姥娘。

姑姥娘是我妈的姑姑，我姥爷的大姐，从我记事起，她就是那副小老太太的模样，年年如是。

小时候每逢春节前，我妈都会带着我跟哥哥去姥娘家，两个小屁孩跟在一辆金鹿自行车后面，穿过黄土都冻僵了的田地，野草枯败的土路细长狭窄，路边的杂草丛里，偶尔会蹿出一只野兔，追着半空里同样受惊的斑鸠，跑远了。路面平整的时候，我妈会把我们哥俩抱到车子上，前梁上坐一个，后座坐一个，裹着长长厚厚的围巾，顶着料峭寒风，叮叮当当。

姥娘家的大门是用酸枣树枝编的，两面都是刺，大门前是一块空地，农忙时作为打谷场，闲着时候就会长出各种野草野花来，夏日里的星夜，坐在打谷场乘凉是很惬意的事。谷场边还有一个小屋子，青石条垒就的墙面，茅草屋顶，只有正面一扇小木门，边上开了个比碗口大不了多少的窗户，可那窗户又常年不怎么打开。小屋门口一块长大的青石板，还有一个石块堆出来的炉灶，后面的屋墙跟姥娘家的院墙是贴着的，手掌厚的一点缝。

小屋里住的就是姑姥娘，每回过姥娘家，最先看到的必然是姑姥娘，她总是搬个小木头板凳，靠在门口的石墙上，晒着太阳，眯缝着眼，黑色的头巾布包裹着白了大半的头发，厚厚的旧棉裤棉袄，脚上一双尖角的棉布鞋，缠着裹脚布，旁边竖着一根拐棍。

自行车吱嘎吱嘎靠过来，姑姥娘睁眼看见我们，老远就先站起来，扯着嗓子喊：“孩儿嘞，孩儿。”她喊完，随即拄着拐棍去把姥娘家的柴门给推开，过一会再出来时，姥娘姥爷，还有二舅、小舅，就都迎了出来，把我们哥俩从车上抱下来，拿下车上挂着的零零碎碎，大小包裹。

姥娘会把攒了一冬天的好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娘仨，吃的喝的，摆满一桌子，姑姥娘就坐在一边。我最喜欢的是地瓜干，新刨出来的地瓜洗干净，煮熟，切成条，放在通风的阴凉地晾干，用塑料袋收起来，吃的时候咬一口，甜丝丝的，嚼劲十足。

印象中有一回，刚到姥娘家，我妈跟二舅妈出去找她的发小串门，撇了我一个，扔给姥娘看着。我那时不过三四岁，极其依赖我妈，一时不见了她的身影，当即哭闹起来，任凭姥娘姥爷怎么哄也不行。

小舅在一旁说，外甥是姥娘家的狗，吃完就走，这还没吃完呢，就哄不了了，说着就把一张脸扭曲得狰狞起来，吓唬我说再闹就把我卖给人贩子，这一吓，我哭得更厉害，恼得老娘一脚把小舅踢开了。

姑姥娘迈动小脚凑过来，拉了我的手，道：“走，姑姥领着你找妈去。”

然而她并没有真的带着我去找妈，只不过从姥娘家出来，进了她的小屋子，里面黑漆漆的，我竟不知当时何以不会害怕，乖乖跟了进去。她放下拐棍，点了一盏煤油灯，屋子里有了光亮。

这屋子里的空间很小，东南角靠墙摆着一张南北向的床，铺了厚厚的草席，上面两层破旧的棉被，里面的棉花不知多少年头，都有些硬了，好在棉被够厚，床尾有个一人高的大木箱子，这便抵在了北墙，靠西面是另一个木箱子，黑乎乎的，上面摆着几个竹筐，墙上挂着些看不清的包裹，后来我想，我当时一定是对没见过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所以立马就把找妈的事情丢在了脑后。

姑姥娘开了一个大箱子，在里面翻找着，煤油灯的光只照得亮方圆一两米，这屋子虽然小，却也不足以全部照亮，她又是把半个身子都几乎扎进了箱子里，我在后面看着，生怕她一个不留神，整个身子栽进去。好在我担心的情形并未出现，约莫在箱子里翻找了三四分钟，姑姥娘终于把半截身子拔了出来，手里捧着一个油纸包，嘴里还笑着说：“可算找着了。”

她把我领出去，吹灭了煤油灯，找来两个小木凳子，一人一个，在门口坐下来。

“孩儿嘞，你看看这是啥。”她说着，一边早将油纸包打开了，托在手心里，是几片桃酥，想是放的时间久了，那张纸都油透了，但桃酥却没坏，香味更浓，她拿起一片，掰开了，放一半在我的小手上，似乎那是多么珍贵的东西。

我就坐在那里吃起来，丝毫不记得刚才姥娘也拿了桃酥哄我，却被我一巴掌打翻在地上。

春节前的天气很冷，中午的阳光不足以抵消全部的阴寒，可是靠墙坐着晒太阳还是很舒服，身上暖暖的。

“姑姥也吃。”在我接过她手里另一半块桃酥时，我这样抬头对她说。

她笑起来，脸上的褶子更深了，像是拿刀在刻好的雕像上重新加工了一遍。

“姑姥不吃，姑姥要是也吃，一会就没了。”

“没了再去买。”

“姑姥没钱哟。”她依旧笑。

“没钱？姑姥怎么吃饭啊。”

懵懂的孩子不会想到婚姻、家庭、子女这些问题，我唯一且立即想到的问题就是，她怎么吃饭，怎么过活，想到了，嘴里也就问出来了。

“姑姥去外面捡钱啊。”

“哪有捡钱的，只有要饭的。”我心里只对冬日里破门而入的要饭花子有点印象。

“有的有的，姑姥等赶集的时候就跟着他们去，有掉了钱的，姑姥就捡回来，要是捡不到钱，姑姥就捡点白菜帮子啥的，回来煮面糊糊吃。”

长大后偶尔回忆，那时候，姑姥要么跟姥娘家一块吃，要么自己在门口的炉灶上做一点，有时候，姥娘会把做好的饭菜端过去，晴天下雨都这样过，却始终不见她的儿女，我也一直没向大人询问过，她是否有过婚姻，是否有了儿女，她总不会天生就是这样一个孤零零的老太太的。

我在姑姥的门口吃了几块桃酥，直到打了个饱嗝，姑姥将手里的油纸包好，又放回去，不知要留到什么时候才吃，我的注意力却转移了，盯着姑姥坐的木头凳子，黑乎乎的凳子腿，笨拙而难看。

“姑姥，等我长大了，给你买红桌子，红椅子，全是大红的。”那个年纪的我，偏执地以为只要是红色的，就是好东西，而所有的好东西，也必然得是红色的，要大红。

“好好，姑姥等着孩儿给姑姥买大红桌子，大红椅子。”

她欢笑着，眼角却有些湿了，见我抬头盯着看，她忙揉了揉，叹道：“腊月的风真大哟，刮得睁不开眼。”

我不懂，以为真的是风太大，刮得她睁不开眼。

后来，大概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姥娘姥爷跟着小舅一家去了宁夏定居，老房子空下来，没了他们的照顾，姑姥也就不能继续住在那里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姑姥是有一个女儿的，就住在南山上，于是，她也就搬去了南山，跟着女儿过。此后的数年间，我就没再见过姑姥，一是我上了学，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二是每年春节前，我妈跟小姨去南山看望姑姥，也只是略坐一坐，不在那里久待。直到我读初三那年，姥娘姥爷坐火车从宁夏回了老家，老宅子里住了两个来月，又把姑姥接了过去，依旧是冬天，我是趁着月末休假，跟我妈一块去的。

姑姥的头发花白了，也不再用头巾布包着，整个身子愈发瘦小，一阵风都能吹倒似的，姥爷比她小了好几岁，也是一样的老迈，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倒是姥娘，许是操劳惯了，竟依旧能做些杂活，洗衣做饭刷碗都还行。

“回来了，就别走了，咱们还跟以前似的，一块过……多好。”姑姥嘴里的牙只剩下几颗，说话都不利索了，我去的那天，就见她不时抓着我姥爷的手，一遍遍说这样的话，说着说着，眼睛就湿了。

她真的以为姥娘姥爷这一趟回来就不走了，她们也可以像从前那样过日子，老姐弟，这样的年纪，不想分开了。

姥娘姥爷回宁夏的时候，我不在，听我妈说，三个老人哭得厉害，尤其姑姥，是她女儿女婿过来，抬回南山去的。

随我妈去南山看姑姥的时候，我已经考上了大学，假期长了，终于能去看望看望这些老人家。

南山不高，看上去不像山，北面缓缓的斜坡上，一片小树林，分散着七八户人家，姑姥的女儿家，住在半山腰，就这么几户人家，好找得很。

见面的时候，姑姥正坐在女儿家的堂屋门口，还是迷瞪着眼，晒着太阳，花白的头发重新用头巾布包起来，厚厚的旧棉袄棉裤，尖角的棉布鞋，缠着裹脚布。

“姑姥，记得我不？”我听说上了年纪的人，记性都不好，好忘事，人也忘得快。

“孩儿啊，你咋来了，不上学啊。”她记得我，就像我记得她曾经湿了的眼眶，像此刻这般无二。伸过手去，我抓住姑姥的手，瘦骨嶙峋，温暖如初。

姑姥拉着我去她住的地方，在她女儿家的前面，一座石屋子，灰瓦屋顶，木门早就破了，用麦秸编了一扇门，堵住门口。里面一张矮床，厚厚的草席，上面是厚厚的棉被。旁边没有木箱子，只有一个铜脸盆，还有一个泥烧得火盆，火盆里灰烬未灭，尚有余温。

想起小时候说要给她买红桌子，红椅子，我心里发酸，在乡下，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合适，且我也早已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红色的，也不一定所有红色的，都是好东西。

姑姥在墙角的小纸箱子里扒出一个布包裹来，伸手摊开了，里面是几个糖块，许是真的放久了，有一块，味道都有点不对了，她却极珍惜似的，一脸期待捧给我。

想起小时候，小舅瞪着眼睛说的话，“外甥是姥娘的狗，吃完了就走”。这糖块，放多久，都是甜的。

那天临走的时候，姑姥抓着我和我妈的手不撒开，嘴里含糊地念叨：“不能走，不能走。”

“姑，我们回家有事，明天再来，你好好的，明天就来看你。”我妈撒谎了，眼角也有点红。

说好的明天，转眼就是一年，大学四年，每年的春节前，我都跟着去一趟南山，最后去那一次，姑姥不太认人了，她还记得我妈，抓着她的手，“二丫头啊，你咋又来了，我好着呢，不用老来看我，这么远，不容易”。

可是她不认识我了，说了好几遍也不记得，我想，到底隔了一辈，她记忆里的人，会越来越少的，或许到最后，她只会记得姥爷姥娘这一辈人吧。

“二丫头，你爹娘呐，还好吧，也不来看看我，我想去，想去看看他俩，可走不动啊。”她依旧抓着我妈的手，心里以为姥爷姥娘还住在老家呢？她不明白怎么就没去看看她，好几年了，一次也没有。

“好着呐，爹娘都好，姑啊，你也得好好的，开了春，暖和了，接你去看看他们去。”我在一旁静静站着，看见我妈的眼圈通红，忍着没掉下泪珠子来，我们都撒了谎，没人告诉她，我姥爷前一年春节刚过，大年初六那天就走了，我姥娘哭得厉害，摔了一跤，后来就瘫在了床上没起来过。这些事，我谁都不敢告诉她，九十多岁的老人，让她心里留点念想吧。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迎来这样一天，一个时刻，你忽然意识到曾经所有的抱怨和牢骚都是毫无意义的对生命的浪费，你会察觉到时间与健康的宝贵，希望这一天不会来得太晚，至少可以让你来得及去珍惜眼前的生活，去珍惜身边的人。

姑姥走的时候，我不在家，还是后来回家听我妈说的，她走得平静，九十七岁的高龄，无病无灾，没受什么罪，只是她到最后都没能再见一面我的姥娘姥爷，她心里是想着的，听我妈说，走的时候不止叫我姥娘姥爷，连我也想起来了，念叨着说，我要给她买红桌子，红椅子，要大红的。

我听妈说完，心里发酸，这个孩儿的承诺，到底没有兑现啊，对不住了，姑姥，孩儿来看你了。

我再一次上南山的时候，是个夏天，石窝子被人翻开了，听说建了个石料厂，每天机器轰轰隆隆，不分日夜。槐树林大了一圈，几座孤坟躺在那里，冷冷清清，斑鸠都停在树顶，轻易不愿下来，草丛里也没有野兔子了。据说山的南面很葱郁，景也好，可我到底没有去南面看一看。